韩兴宗的弟弟韩显宗，字茂亲。性格刚直，能够面折皇帝庭诤国事，也有才华学识。和尚法抚，三齐之人称赞其聪明捷悟，经常与韩显宗一起比试，出题的人抄了一百多个人名，他们通读一遍，然后让他们说出来，比试结果法抚念的还有一两个错误，而韩显宗则一点错误都没有。法抚感叹地说：“贫僧平生以来，只佩服郎君耳。”
太和初年，韩显宗被举为秀才，对策高中甲科，除授著作郎。皇帝亲征南方，韩显宗兼任中书侍郎。魏廷讨论确定迁都之后，韩显宗上书说：
“其一说：臣听说皇驾今年夏天如果不巡察三齐，就去中山，臣私下以为这是不妥当的做法。为什么呢？当今的徭役应早早停息，洛京新都宜速建成。节省费用则徭役便可俭简，与民合功则洛京易就。去年冬天皇驾停居邺城，是闲暇间隙之时，犹且编制户民供奉车马，劳扰百姓，费耗民财很多。皇上圣明，怜悯百姓，恩旨不断，爵披高年百姓，赉赏周遍孤独之民，但是尽管赈贷普及万民，臣仍担心来年百姓仍会受到饥寒之苦。何况三农要时，六军云会，其所损害农业的情况，实为不少。虽然说国家赋税俭敛，徭役减省，说不上烦劳百姓，然而大驾亲临，官民谁敢怠慢？于是，官民往来承奉，纷集道路，农耕蚕桑暂时就顾不上了，这样将来便无资可依。这是国家所深为忧患的。而且先前炎天暑热，而六军暴露野外，臣担心会生瘟疫，这是第二可忧虑的。臣希望皇上车驾早还京城，以省免各州供奉之费，并功专力，营建洛京。这样南部州郡免了杂碎徭役之苦，北部都城少了离别之叹，洛京便可很快建成，迁者都会有如归的感觉。
“其二说：自古圣帝必定都以俭约为美，乱世之主必会因奢侈而留下祸患。臣仰观先朝，皇帝们都卑小宫室而致力于治理国家，所以能够使国家开阔广大，皇帝基业命祚隆盛安泰。今天洛阳城基址，是魏明帝当年所营造的，被前代之人所取笑。臣认为陛下应减小再减小。近来北都富家。竞相以宅第豪华彼此攀比夸耀，而今乘着迁都，皇上应申明禁约，责令贵贱之家有个区别，不得逾越制度。朝廷应广兴交通，兴修水利，应使官府各部门区别清楚，四方百姓异地而居，立下永垂百世不改的范式，那么就是天下人的大幸了。
“其三说：臣听说皇驾还归洛阳，只有区区数千骑兵跟随。臣很是为陛下觉得这不应该。大凡千金之子，犹且坐不临堂，更何况万乘之尊，富有四海的皇帝呢？军队随驾，为的是保卫一国之主，哪里只是仅为仪容摆设呢，这是为了防备不测啊。清除道路之后皇帝出行，还怕马失前蹄，有个闪失，何况今天跋山涉水，陛下怎能不加考虑！这是愚臣为之担惊受怕的，诚望陛下稍加考虑。
“其四说：臣考虑陛下耳听佛音，眼看群书，口对诸侯之言，心思家国大事，日晏而食，三更才睡。加上孝心深厚，尽礼尽节；文章事业，日成篇卷。尽管陛下样样得心应手，而且不知厌倦，但这不是珍惜精神、怡养天性、以享无疆福分的行为。庄周说：人的形体是有依恃限度的，而智慧无边无际，以有限制的形体，追无边的智慧，很危险啊。陛下这一点让为臣深感不安，臣诚恳希望陛下端临百官，委事臣属，只要经常监督群臣，那么天下便可大治了。”
高祖痛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
韩显宗又上书说：“进举贤才，这是百王首先考虑的问题。前代取士，必先刊正名分，所以有贤良、方正的说法。而今州郡贡举察访的人，白白地拥有秀才、孝廉的名称，却无秀才、孝廉的事实。而朝廷只检查该人的门望出身，不再对他的错误进行批评和弹劾。像这样，则只要贡举门望家庭出身以选择士人就行了，何必假冒秀才、孝廉的名称呢？而门望是其父祖的遗烈，对皇家有什么好处？有益于时政的，才是贤才。如果一个人有他的才能，即使是屠夫钓者奴婢虏夫这样低贱的人，圣皇也不应以其为臣而觉得有什么不光彩；如不是其才，虽然是三公的后代，也应自行坠落与皂隶没有区别。所以大才授大官，小才授小官，各得其所，才会使家国和乐。也许有人说，而今世上没有奇才，不如取士于有名望的门庭。这种说法也有不妥之处。怎么可以因为世上没有周公、邵公那样的人，朝廷便可不设置宰相了呢？我们应当比较世人当中有些长处的人，然后便先录用，那么就会不漏掉人才了。”又说：
“大凡皇帝之所以居尊以统治下属的法宝是威制，黎民所以改恶而从善的原因是法律。因为如此，所以治国治家，必须以法律为依据，老百姓的生命，于是可以有保障。有罪必定惩罚，罚刑一定与罪轻重相符，那么即使是鞭打之类较轻的刑罚，别人也一定不敢冒犯。有制不行，人们都怀侥幸心理，那么即使是施以杀头这样的重刑，也不足以整肃民心。皇魏自太和年间以来，没有推行因盗杀头弃市的刑罚，而国家整肃清平。由此而言，禁止奸邪在于预防纠检，而不在严厉的刑罚。而今州郡牧守，为邀当时之名，而行一切之法；台阁百官，也都以严酷为无私，以仁恕为纵容盗奸。越演越厉害，久之便成风俗。皇帝陛下起居九重皇宫之内，视人如赤子；百司分理天下繁细事务，对待下属便如仇敌。所以尧舜只一人，而桀纣成百上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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