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相德专任此事。着再饬叶相德实力剿擒，净绝根株，毋稍延缓！至所获贼匪器械如藤牌、鸟鎗、旗帜等物，皆非贼所能自造；而大炮一项成铸尤需时日，更非乌合之众东奔西窜者所能临时猝办。若云先期潜匿置造，地方文武官弁前此岂竟毫无闻见！看来必系劫抢营汛所得；何以从未见吴必达奏报及此！且营汛存贮军器之地，驻守弁兵必多；如任听贼匪如此鸱张，不能一为抵御，则平日豢养绿营兵丁尽属庸懦无能之辈，尚复成何营制！前已详谕崔应阶悉心详查；并传谕叶相德，令其体访确实具奏。迄今日久，何以尚未覆到？着再传谕崔应阶，将此项情节严饬彻底根究，据实迅速驰奏，不得稍有含糊。又，余文仪过台日久，何以从未折奏彼处实情；着崔应阶传谕申饬，并令其明白回奏』。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二十九。
三月十六日（己亥），谕军机大臣等：『吴必达等奏剿捕黄教逆党，擒杀贼匪、夺获兵械及逆犯陈宗宝业已自刎，而生番所献首级并无黄教在内，追擒贼匪仍复窜逸各折；办理总无头绪，业于折内批饬矣。前此吴必达一闻贼信，即带兵渡海督捕，似属勇往；乃一至台湾，即存畏难之见。办理已阅数月，内调官兵已至数千之多，竟不能设法擒剿贼首；其庸懦无能，已可概见。前已降旨将吴必达勒限一月擒获首犯，续经传谕将伊撤回内地，令叶相德专任其事。看来吴必达在彼竟属无用，着即传旨撤回。叶相德为人尚有出息，此事即交伊专办；该员即悉力剿捕，毋得听信绿营虚捏恶习，思欲颟顸塞责。总之，黄教一日不获，此案一日不了；着崔应阶上紧督办，勿再迟延！至此次追捕贼匪，在事兵弁等并未见有实在奋勉之人，惟革道张珽尚似出力；或伊因已经革退，稍知畏惧，思欲黾勉自效，亦未可知。是否实在情形，众人自有公论；并着崔应阶明察暗访，将该革道及该处众官弁等功罪逐一据实具奏，以示劝惩。再，崔应阶督办此案亦经多日，自应将剿贼事宜随时奏闻；何以近日来并未奏及此事？着传谕崔应阶将现在剿捕情形若何？即速具奏；并谕令吴必达、叶相德知之。原折并钞寄崔应阶阅看』。
二十九日（壬子），谕军机大臣等：『据叶相德奏，剿捕贼首黄教之处毫无头绪，折内又未提及吴必达一字；或吴必达已遵旨撤回内地、或尚在台湾并未会同叶相德剿贼，俱不明白。着崔应阶逐一查明具奏；并檄令叶相德上紧搜捕贼匪务获，毋稍延缓！至所奏冈山汛被贼抢去鎗炮、军械一节，尤见王巍等前此措置乖方。冈山既贮有火器，实属紧要汛地；是以专设守备、把总，带兵百余名防守。乃当贼匪窃发，汛兵未补、未到者几居其半；又调守备刘国梁带兵四十余名赴府并把总亦未至防所，仅留兵二十余名在汛。至贼众猝至，不能抵御；与「藉寇兵而赍盗粮」何异！台地将弁因循玩误至此，实为可恨！除王巍、刘国梁已经拏问解京候讯，此外经理不善各员，并着崔应阶即速查明，据实参奏。并谕叶相德知之』。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三十二。
清高宗实录选辑二
乾隆三十四年
乾隆三十五年
乾隆三十六年
乾隆三十七年
乾隆三十八年
乾隆三十九年
乾隆四十年
乾隆四十一年
乾隆四十二年
乾隆四十三年
乾隆四十四年
乾隆四十五年
乾隆四十六年
乾隆四十七年
乾隆四十八年
乾隆四十九年
乾隆五十年
乾隆五十一年
乾隆五十二年
乾隆三十四年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夏四月癸丑朔，谕军机大臣等：『据鄂宁奏「古田县奸民肃日安制卖布旗、聚匪惑众及匪党彭朱山、张长等诓诱民人入伙」一案，已于折内批示。此等奸民敢于潜匿乡村制旗、造印、纠众入伙，不轨显然。此皆闻有黄教之案，敢于造谋滋事；其情罪甚为可恶！所有现在就获各犯，自应迅速严审，尽法处治；不应拘泥成例分别首从办理，致奸民无所警畏。着传谕鄂宁即行审明正法，仍查明乡民所割首级是否实系萧日安？并饬该地方官严缉余党，务尽根株，毋使稍留余孽。至福州府宋丰绥一闻该县禀报，即星驰前往擒拏多犯，颇属能事；其查拏会缉各县，亦均为出力。着鄂宁于审明定案之后，即逐一查明在事各员，有应送部引见者，即出具考语，给咨送部；有应量予议叙者，查明奏请议叙，以示奖励。着鄂宁就近详晰查办。并将此谕令崔应阶知之』。
又谕：『据崔应阶奏「擒剿黄教情形」一折，已于折内批示。黄教不过么■〈麻上骨下〉贼匪，如果上紧擒获，何难就擒。乃官兵剿捕数月，尚听其东西奔窜；此皆在事文武官弁不能合心实力，希图草率了事所致。如所称「石森刀砍黄教头足」之语，殊不足信！黄教如果身受重伤，焉能远窜！且云「因其负痛声喊，贼众即复回相护，以致不能生擒」；其言更近于支饰。又折内称「贼欲往大目降劫杀」，可见贼匪党羽尚多；若果穷蹙无依，方奔避之不暇，安有余力出外抢劫乎！至贼酋匿迹山林，虽近番界；但闻生番从不容留外人，即熟番亦不敢轻至其地，黄教又何能阑入生番境内？看来贼众只在生、熟诸番夹界间藏躲，果能急蹑严拏，自更无从喙走；皆由文武各员散漫因循、耽延时日，致凶渠久稽显戮，尚复成何事体！总之，黄教一日不获，此案一日不了。若此时稍事玩忽，纵其漏网，将来或复煽聚滋事，伊等能任其咎耶？将此着崔应阶即行檄催叶相德等迅速搜擒务获，毋再迟缓！并将现在是否实力剿捕之处？查明据实速行奏开。至吴必达曾否撤回内地，叶相德折内竟未提及一字；崔应阶奏到之折，亦未叙及：殊不可解！着崔应阶一并查明具奏』。
初七日（己未），谕曰：『鄂宁前在云贵总督任内，办理军务俱未妥协，是以降补福建巡抚，以励后效。昨闻户腊撒地方去年有被缅匪滋扰之事，令阿里衮等查奏。今据奏到，则上年二月因额勒登额退兵绕道潜行，致尾随之贼窜入户腊撒抢掠滋事，经副将王振元等禀报；鄂宁将此等情形竟敢匿不上闻，希图隐瞒了事。其获罪甚重，岂可复任封疆！鄂宁着革职；赏给三等侍卫衔，发往云南军营自备资斧，效力赎罪。此系朕格外加恩；鄂宁若尚不知感悔，实力奋勉报效，必当重治其罪。所有福建巡抚员缺，着温福补授；温福未到任之先，着崔应阶兼署巡抚事务』。
又谕曰：『吴必达办理黄教一案，并不亲督弁兵上紧剿捕首犯，逡巡玩误；殊负委任！若竟撤回内地，仅照寻常议处，转令其脱身事外，无以示儆。吴必达着革去提督，降补台湾镇总兵；仍革职留任，责令克期擒获贼匪，以观后效。如再不知奋勉，即重治其罪。所有福建提督员缺，即着叶相德补授；驰驿前赴云南军营办事。其提督印务，着崔应阶于所属总兵内酌选一员奏明署理』。
又谕：『擒剿黄教一事，至今尚无端绪；现在贼匪窜匿番境，即上紧搜捕，恐未能克期竣事。叶相德派赴云南，急需起程前往，而吴必达因循玩误，亦不便复膺提督之任；已降旨将吴必达降补台湾镇总兵，仍革职留任，责令在台湾专办剿匪之事，以观后效。叶相德即补授提督，令其驰驿前赴云南；其提督印务，着传谕崔应阶于所属总兵内选择熟习水师之员奏闻署理。至台湾镇总兵印务，前有旨令副将戴廷栋署理；今吴必达既降补此缺，戴廷栋即不必前往。至于黄教一日不获，此案一日不能完结；惟当严饬吴必达等上紧擒获，早正刑诛，断不可听其漏网。此等么■〈麻上骨下〉贼匪，实为法所不容；核其奔匿情形，谅亦不至于成事。惟是内地奸民闻有黄教之案，辄敢藉端煽惑；如建宁之傅元禧、古田之萧日安，皆其效尤不法者。虽案犯无不立时败露，早伸刑宪；但台湾既调兵剿贼，而总督又居厦门督办，转恐迹涉张皇，传闻滋惑，非所以示镇静。现在鄂宁因云贵总督任内于缅匪窜入户腊撒一节匿不上闻，其罪实无可逭。昨因鄂宁查办闽海关一案经久不见审结，意其必有过事吹求之处；曾谕崔应阶秉公查奏。今思户腊撒一事所系甚重，不可不速示惩儆；而闽海关之案即使鄂宁果有成心办理过当，罪亦不能浮于此。即降旨将鄂宁革职，赏给三等侍卫衔，发往云南军营自备资斧效力赎罪；福建巡抚已令温福补授。温福在乌噜木齐办事并署提督，不能即赴新任；巡抚印务，令崔应阶兼署。崔应阶奉到此旨，即回至省城办理通省一切事务；其台湾剿贼事宜，仍不时督催速办，据实转奏。至闽海关一案，鄂宁如尚未审明，即着崔应阶查审定拟完结。所有交查鄂宁有无苛求之处，仍确查附折奏闻』。
又谕曰：『吴必达办理贼匪黄教一案，初闻信时即带兵渡海，尚似勇往任事；乃一到台湾，辄生畏难之心，竟藉会审为名安坐郡城，并不亲赴行间督剿。经朕屡次严谕，始至军营，诸事仍毫无措置。聚集数千官兵剿此么■〈麻上骨下〉贼匪，迁延数月，首犯尚未弋获，实属庸碌无能；是以降旨将伊撤回内地，专交叶相德办理。但叶相德今尚需前往云南军营办事，若俟贼首就擒再行起程，不免稍需时日，恐不能赶及进兵之期。现据吴必达奏，恳仍留台湾擒贼自效。论吴必达因循玩误，即重治其罪亦所应得；今叶相德既急需赴滇，台湾剿贼之事若另易生手，一时恐未能得其端绪，而吴必达转得借口偷安。但其为人如此无能，岂可复膺提督之任！已降旨将吴必达革去提督，降补台湾镇总兵；仍革职留任，责令专办剿贼之事。其提督员缺，即令叶相德补授矣。吴必达接奉此旨，当知朕格外加恩，深为感悔；痛除委靡积习，实力奋勉，克日擒获贼首，或可稍赎前愆。若不知悛改，仍前漫无振作，不能将匪渠设法迅获，早正刑诛，则是伊冥顽不灵，全不知感恩报国，甘心贻误军务；必将伊以军法从事，断不能再为曲宥矣。至叶相德到台湾未久，此案剿贼延缓，尚非其罪；是以升用提督。叶相德奉旨后，即速渡海回至内地，驰驿迅赴云南办理水师会剿诸务。叶相德受朕特擢，更当出力奋勉，迅即奏功，以副恩眷。至提督印务，另谕崔应阶选员奏署。其台湾总兵，已令吴必达降补；所有前派署理之戴廷栋，即可仍回伊本任：均有旨令崔应阶遵办。将此传谕吴必达、叶相德知之』。
初八日（庚申），豁除福建彰化县水冲沙压田园五顷十二亩有奇额赋。
十五日（丁卯），谕：『据鄂宁参奏「署台湾令曾曰琇审办林椿匿名揭帖」一案，不令供出黄教为逆实情，玩视巨匪；现在拏解来省，详悉究审等语。鄂宁已经革职，此案即交崔应阶将署令曾曰琇及案内各犯彻底根究，务得实情，按例定拟。至鄂宁于县令之讳饰养廱，则知严参治罪；而伊前在云贵总督任内于缅匪窜入内地抢掠民人之事，匿不具奏，自问当得何罪？已批令鄂宁自议。着将原折封寄崔应阶转交鄂宁阅看；令其自行定议具折，仍交崔应阶代奏』。
——以上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三十二。
十九日（辛未），谕：『逆匪黄教一案初奏到时，即传谕余文仪前往台湾查办；固因现获匪犯急须审明正法，亦以台湾地方紧要，不可无大员督率经理。因余文仪向来久任其地，必能随时调度；乃余文仪到台湾以后，惟安坐府城审拟案犯，而于剿捕事宜置之不问，亦未据奏及一语，是以令其明白回奏。今据奏称「过台三月以来，凡有见闻随时据实具禀督、抚」。若以身系文职，剿贼之事与彼无涉者然；殊属非是！军旅之事固不责文职，但臬司大员非下僚末秩可比；地方有此等大案，岂可不一体仔肩，实心协缉！纵文员不能亲临行阵，独不当督策将弁上紧剿贼乎？且目击吴必达之因循玩误，竟缄默不以入告；臬司原有奏事之责，况余文仪系专派前往，岂以一禀督、抚遂以为毕乃事乎？余文仪之咎虽不至如吴必达之甚，但其藉妄分畛域而实以规避，不可不示以惩儆；余文仪着交部严加察议。两司俱系朕特简大员，通省皆其责任；遇有地方大事，自当实力担承，无分彼此，方为不负任使。若臬司于剿贼之事，尚尔置身局外；则等而至于州、县有司，设境内间有奸匪窃发，亦仅诿之一、二汛弁往捕，而彼竟安居廨署视如膜外可乎？朕于臣工功罪，惟视其人之自取；即以闽省而论，漳浦、古田二案地方官出力擒匪者，皆令送部引见，超擢录用。余文仪闻之，亦当知自愧矣！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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