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巴巴。”我我告诉她母讲的一个故事，那时我还校母说一天有个细女孩在家做作业，忽然有人叩门，咚咚咚，细女孩走过去把门一开，原来是只老虎。秋兰笑了。我们迈进房里，坐到沙发上，我说我真希望我们年轻20岁，那样我们就有精力去创大业。秋兰说：“你可以想象罗。”她有点不高兴，因为她不可能回到二十年前去，她的两个子做了切除手术，现在脯上留着两条棕疤印，像两条蜈蚣伏在那里呈凶险相。好几年前她的房内就有两团硬块，手摸上去能感觉到。后来*头黑了，整个房萎缩了，现出皮拉扯的形容，腺癌。前年做的切除，好像没留下后遗症，然而做为一个女人她却越来越不像她的过去了，从前那时常抚慰着我的温柔逐渐荡然无存，换之而来的是暴躁脾气，有时候为一句话竟同我真刀真枪地干（砸碗摔椅子）。她的房丢失了，造物主就改变了她整个人。我想，于是原谅了她。
那天晚上睡觉时，秋兰忽然警觉地盯着我，目光如一盆开泼过来，烫人。“她（尚）邀你到她家去玩冒？”“她说是说了。”我答。秋兰立刻说：“你要是去了我就对你不客气。”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费力气，我把手放到了她的大内侧，想逗起她的情慾，但她把我的手推开了，“莫动我，我没兴趣。”我敢断言，她并没意识到她整个人改变了，她那平板的脯使她成了个不伦不类的女人。她从前的那双眼睛是很美很女的！
秋兰的眼睛眼白占据的空间较大，眸子如两粒黑豆，像狼眼睛，且有几分斜视，因而目光特别亮。她瞧我时头总偏着，眸子搁在眼角，撅着多肉的红。那种目光热切大胆，喷射着爱的火焰，我很喜欢。
一个……
[续月魂上一小节]霾霾的傍晚，秋兰走进了我家。当时家里已点了煤油灯，母坐在灯下补米袋，我坐在上吸烟。她穿条能充分表现曲线的红宽边灯芯绒裤，上身一件天蓝服，比起在土夫子队里她要显高些且迷人些。这是她第一次来我家，我愕然。“你怎么晓得我住在这里？”她一笑：“彭告诉我的。”母为她泡茶，“子，呷茶。”她接住茶杯放下，又拿起我母搁在边的米袋，“你屋里好挤啊，又黑。”“这不能叫做屋。”母说。秋兰斜瞟我一眼，那种目光拿母注意到了。她走后母认真地说：“这个姑娘比尚青青懂事些。”
几天后秋兰又来了。她扛着捆白纸，拎着半铁桶浆糊，汗涔涔且红光满面。那是大清早，我坐在门坎上吃面。她冲我一笑，步入房内时把我手中的筷子撞落了。“对不起，”她做下媚眼说（她是有意），然后冲我母柔地一笑，“早几天我托熟人从造纸厂买了捆便宜的纸。”我望着她，拾起筷子往裤上一揩，又要夹面。“邋遢！”她抢过我手中的筷子走到桌前，提起热瓶倒了杯开，把筷子进中烫了烫。“病从口入。”她斜视着我说。母眼睛润了，望一眼我又瞅着她，“子，你坐下吧。”
秋兰不肯坐下。她在我家忙了一整天，先是把毛掸子绑在竹竿上打扬尘灰，然后拎着浆糊桶往墙上刷浆糊，凳子搭在桌上，站得老高，很起劲且媚地撅着滚圆的屁。她刷浆糊我贴纸，后来我刷浆糊她贴纸，直忙到天黑。屋里亮堂了许多，煤油灯格外显亮。母为她专做了几个菜，吃完晚饭，我们便坐在灯下聊天。
晚上9点钟我送她出来，俩人在冷清清的小巷里走着，空气拥着春天的清新抚慰着我们。她异常高兴，脸上撒着媚和得意的网。
“我今天一点也不累，”她说。我说：“我是腰都断了。”“你没用，”她打了我一下，看着布满星星的深幽幽的天空，“我有时候觉得天空很可怕，总怕它会塌下来一样。”“应该不可怕！”我说，“天就是天，想都不要去想。”“明天你来我家玩不？”她说。我说：“看情况。”她说：“我等你。”这时晚班车来了，她登了上去，在车门将关的那一刹那，她斜瞟了我一眼，那仿佛是扔过来的一把铁钩。
第二天，我好像是被她的那把铁钩一路拉扯进去的，我一进门就似乎迈进了一个柔软的口袋，我嗅到了一种很刺激神经的肉香，那是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她为我买了斤兰花豆，一斤饼干，半斤油炸花生米和一包大前门烟。“我不吃零食的。”我说。她一笑：“那我不变成为自己买了？”“我抽烟。”我坐到桌前点燃一支烟。我感到有情爱的洪流在冲击着脑壁，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搂住了她，像个歹头样的对她施展着男人的威猛，她起先有点扭捏，很快在我强横的疯劲下屈服了，成了只绵羊。事后她对我说：“我都是你的了，开始我还以为你会把我搞死，你真粗野。”我很惭愧，我说：“对不起。”“没什么，”她声说，“反正我是你的了。”
那天我听从了秋兰的主意，用她那当街的房子开个“画像”铺，用自己的特长养活自己。她的房子是她爷爷留下的私房，在书院路的街口上（后来我平反回校工作后把它卖了）。我把当街的两页窗户下了，扩大一半，安了活动木板，在窗口上面钉了块白漆木板，用黑漆写了两个醒目的方字“画像”。
如今平躺在我身旁的秋兰早已失去了从前的光，没了房，四肢也干瘦了，思想和温柔以及一切美好的肌肉均退化了。她现在生活在自己的心地里，她的世界那样窄，连一个交心朋友都没有，看人也是从门缝里看了。“你怕这个世界上有好人，”她说，“没有一个，包括你在内。”那是一个灰蒙蒙的傍晚，在那种傍晚老鼠子也会吵架，我们面对面坐在饭桌前。那天她摔碗了，那是她第一次摔碗，为一句话。“你应该活得精神点，”我说，“莫这么一副晦气相。”“我就是这鳖样子，你看不得我就滚！”她很理直气壮，把手中的碗往地上一摔，叭。我倒不是心疼那只碗，我是觉得她不应该拿碗出气。我喊醒她说：“碗又没得罪你！”于是她把菜碗也拂到了地上，那砸烂的碎片像一朵百合花。“看你还砸！”我火道。她拿起一个菜碗又一扔，砰。我一伸手揪住了她的头发，把她直拉到沙发上按住，“你这臭鳖，不要以为老子欠了你什么！”我吼道，但是我攥紧的拳头没有砸下去。她没有房，我想。
我在学校里教书一星期里只有一天课，六节，三个班每班二节。教美术课，对于我这只伸开翅膀扑打了几十年的老麻雀来说，完全是小菜一碟了。所以有很多时间我都打发在画画上。1980年，在社会上打了将近20年流的我，又平反回校工作了。然而我一回到学校又感到工作是多么乏味，当老师是多么无聊。为了这种无聊不至于像沼泽地那样把我吞噬掉，我就用画画来消磨时间，正好我在土夫子队里认识的彭找上门来了，彭需要我的画，他把我的画和收购的一些工艺品打成包，运到日本和东欧一些家去卖，赚外人的钱。彭在日本定居，他有个叔叔在日本，专做这种生意。1983年，彭穿件不大合身的洋装，戴副变眼镜，手里夹一根长达半尺的大雪茄出现在我眼底时，我还以为是来了个小丑。“何教授，”他给我封头衔说，摘下了宽大的变镜。凭他那宽大吓人的嘴和额下的马眼睛，我顿时认出了他，“彭哥。”我说。彭看着我桌上壁上画的一些画花鸟和山，大为高兴：“你的画绝对能卖钱，”彭说，“我骗你是崽，我叔叔专干这行的。”秋兰一听说我的画能卖钱，立即就笑了，“真的哎？”“我就是来找何教授的，”彭说，“我还想要何教授介绍我结识几个湖南的画家，不然我不得来，秋。”那天彭在我家吃的晚饭，他为了显自己有钱，把西装内口袋内的一大叠美元和人民币拿出来展示给我看。“如今的彭宝，”他得意地说，“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行事了。”他走后，秋兰说：“人真是三十年河轮流转，他现在牛屎样的了，我以前最看他不起。”
彭现在是我的财神，我的工资七七八八加起来勉强两百元，只够我一个人用。彭以十元一张从我手上买去，他在那边怎么干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反正他半年来我这里收一次，边数画边点钱，简简单单。画画等于是耍把戏，十几分钟就可以画一张，一上午可以画十几张。我和彭已经成交了五次，彭已经付给了我两万多元，就是说我已经有两千多张所谓画被彭运往外去卖了。
彭最近来信说……
[续月魂上一小节]，他不久将回，要我准备一批画。他的信是从匈牙利寄来的。于是我停顿了有一向的画笔又拿了起来，很自信地站在桌前，画青蛙，画麻雀，画等等，又铺满一地。
那天上午尚青青又来了。她穿一身束腰的西服米裙，挎着个漂亮的小包，烫了头发，戴副太阳镜，像个三十来岁的女人。
“是你？”我拉开门时愣住了。她一笑，“不欢迎？”“欢迎。”我让她进了屋。我手里拿着支中号毛笔，“我在玩把戏。”我走到桌前说。她低下头瞧我画，我本来画画是很随便的，她站在我一旁我立即显得很认真，比比划划，其实我心里一塌糊涂。她指着我画的一只麻雀说：“画得好活。”“是有点味。”“这张画给我？”她瞟着我。我说：“你拿去罗。”她弯下身去拾画，翘着屁，她的让我目光一热。我猛然看见了湘江宾馆里的她，那种目光投过来有如一江春直泻到我脸上。我瞅着她把画折叠成手帕大放入她的皮包里；她那烫过的头发显出一种装修过的美，她的脸也是装修过的，透出一种好嗅的香气。只有她的眼光没有被现代文明强，那是蛇的目光，进攻型的目光，带点荒原的气味。从她的眼睛里我知道了她的生活。“跳个舞吧，干站着显得蠢气。”我说。我打开音响，放了盒家庭舞曲磁带，《美丽的村庄》便从六个喇叭里扬出来。我把音量拧小了些，走上去轻轻搂着她的腰，很精神地跳起来。“你跳得真好，”她说。我盯住她的眼睛，“我没有什么不好。”我说，“抱着你，我回到了过去。”她的目光躲开了，我继续带着一种残忍的心看着她，“你怎么又想起要来找我？”“我说不清楚，”她咕哝道。我忽然想侮辱她。她有个笑话似的婚姻，她同一个香港男人闪电似的结婚了，从认识到完婚还没有一个星期，但是那个香港男人只睡了她四天就离去了，从此杳无音讯。“你是不是不舒服了？”我损她说，“你的第三任丈夫走了，你就来寻我是呗？”她后来告诉我那个香港男人用*葯弄她，自己也要借助*葯，那个老男子汉把她的心搞野了，她是因为气闷和感到在我面前她不会有什么羞耻（我们结合过）而回过头来找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理解和不理解都是这样。”她说。
那天我说：“你不怕我强你？”“你不会这样，”她说，脸红了。“我会！”我说，强横地搂住了她。她用手抵着我的颈根，我火了，给了她脸上一巴掌，“你以为你真的蛮巧？！”我带点旧有的仇恨说，“你不过是被别人抛弃的娼妇。”她的左脸至耳根顿时出现了五个红肿的指樱“在这种事上扭捏，我最反感！”我继续说。
她被我逼人的气势慑住了，她望着我，泪从她眼角无声的滚落下来。“我走，”她说。她拿起包，真的转身往门口走，我从背后把她抱住了，“你莫走，”我觉得这句话是从腔里蹦出来的，像一汪，从她迷人的发型上流下去，经过她圆润的脖子往下淌直至脚底。“我要走，你打了我。”她说，声音很凄凉，“你嫌我。”
“不，这更证明我仍爱你。”我坚决地说，把她的脸扳过来，“你是不可能从我心中抹掉的。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你，在湘江宾馆一见到你，我就感到我还爱着你，因此我恨我自己不能忘记你，恨得要死。”
1982年二从马来西亚回的时候也是这么对我说的。“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你，”二说，“还记得那次你跌倒在田沟里吗？那是个冬天，你跌得满身泥，我下红棉袄包住你，还帮你揩裤上的泥。”我不记得了，我说：“记得。”“那天我病倒了，”二回忆说，“发高烧好几天，爸爸还骂了我，我印象很深。”
二很胖很黑，我猜是马来西亚的太阳要毒辣些。二满身绫罗绸缎，戴着金耳环，金项链和宝石戒指，但仍掩饰不住岁月流逝的痕迹。二在我依稀的记忆中是俊俏的美女，父很爱她，当她为掌上明珠。“小毛”二唤我几十年未用的小名说，“爸爸死在马来西亚，他老人家死前说他的骨灰要葬在故乡，他不愿埋在马来西亚。爸爸是1979年死的，活了80多岁，寿终正寝。”我对父已经没有记忆了。“我和爸爸呆在一起的日子不多，”我说，“我只记得爸爸最后一次开辆油绿的小汽车来乡下接我……”“爸爸经常念你，”二说，“尤其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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