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着《明明白白我的心》。
“你吹这号忧伤的歌做什么？”何强说，摆出一副大哥哥的模样。这让我很讨厌。“一个男人最主要的是振作精神，什么东西都只是去经历一下就可以了，不要去想。尤其对女人！我是从来不为女人着想的，那样很吃亏，也会活得很累。”
我仍然吹着《明明白白我的心》。两个姑娘喝完冷饮走后，何强望了眼向门口走去的两个着时髦的姑娘，对我说：“那个高点的姑娘长得很漂亮埃”“我觉得你是在到撒花，”我对何强说，“你身上现在有好多社会习气了。”
“你说得没错，”何强说，脸上却是那种恬不知耻的表情，“我们这样的人与江哥、刘总他们为伍，不表现出一种社会习气，表现出读书人的样子，他们反倒看你不起。你活得认真就会很累！事业是什么？理想是什么？只是那些爱慕虚荣的人才去为理想折磨自己！理想终究只是一个梦，现在的人已经活得很现实了。现在的人才真正是现实主义者。”
“我懂。”我说。
“但是你还没有像我这样超，”何强说，脸上的表情居然有那么点得意的内容。
“你这杂种变化真的很大。”我骂了他一句。
“我觉得你活得太敏感了，”何强告诫我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弱点。你要明白！”
那天晚上，我很久没有睡觉，而是坐在沙发上抽烟，我心里想着涛涛，我想不通为什么她从深圳回来不跟我联系。我看着窗外的天空，天蓝蓝的，月亮弯弯一线。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干什么，我觉得我和江哥、何强是两种类型的人。我不能做到对女人无所谓的程度。第二天是发工资，发工资的是刘总的姨。我走进去时，江哥正好坐在桌前同刘总的姨说话。刘总的姨看我一眼，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信袋，里面装着几张薄薄的钞票。
她把信封递到我面前，我接过信封，把里面的钞票拿出来，是四张一百元的人民币。刘总的姨表情麻木地将一个本子递上来，“你签个名，”她说。
江哥对她说：“你快点，我还要有事去。”
江哥在等着她报发票，她说：“是去玩麻将吧，有事去？”
“不是，”江哥又对我说，“天这么热，你还穿件长袖衬？”
我随便答了句，弯下腰签名。我在签名单上看见很多都是八百或一千元两个档次的，就我一个人是四百元薪。我心里很不舒厅的房子，以此解决他们两兄弟的住房条件。两套两室一厅是不可能的，现在新建的任房建筑面积都是五十几个平方，两套两室一厅不就是一百多个平方？那不大大超过了他们现在拥有的私房面积的两倍多吗？三十几个平方换一百多个平方，谁会换给他们？
我们只同意给他们一套两室一厅，或者他们两套一室一厅，但超出的面积，其中一套按家政策以二百八十元一平方收，另一套必须是纯粹地从我们手上买，以一千元一个平方的价格买，这已经比外面的商品房又低两百元一平方了。但是他们不愿意出钱，他们也没有那么多钱买房子。小儿子不愿意出一分钱，大儿子更是一分钱都没有，他的嘴巴目前还是寄放在那个寡妇家的。昨天傍晚，我和阿强、江哥走进这户人家时，小儿子正坐在前面这间房子的竹椅上看报，见我们进来，这个三十岁的男人脸上就布满了拒人以千里之外的冷淡。“我不晓得，反正我要一套市内的两室一厅的房子。”他眼睛往上一翻，歪着头说，“你们给我的那套太远了，什么都不方便。”
“现在没有别的房子了，”何强说，“只有那里还有一套。以前给你一套雨花亭的你也嫌远了，结果别人要去了，这怪不得我们。”
“我反正要一套市内的住房。”他说。“我是住在城里，你们把我往乡里赶，没有这样的事。至于我哥哥，那是我哥哥的事，和我没关系。”
“你这个人蛮不讲道理啊！”江哥说，瞪着他。
“你们要说我不讲道理，那我就不讲道理。”这个男人说，接着他不想再理我们地走出门，走到斜对面的街头上打街头桌球去了。
“真的要喊人搞死他，”江哥说，咬了咬牙，“这号鳖人可以这样蠢！”
“这是脑壳有问题的人，”何强说，“你喊人搞他等于是白搞。”
此刻大家又在讨论这件事情如何进行，总要把对策想清楚。我坐到一旁，点上何强递来的一支烟。我望着天花板上旋转的吊扇，一颗心却扑在涛涛身上。她从深圳回来，却不跟我联系，这让我这些天十分忧郁。我拿过何强的手机，何强问我干什么，我说同涛涛打个他的叩机玩玩。我嘴上说得很轻松，其实心里却很紧张。我也不知道这种紧张是他的怎么来的！我按了涛涛的叩机。
我手上握着手机，他们说他们的，我想着我的事情。不一会，手机响了，何强马上偏过头来瞧着我。“喂！”我声音竟有点嘶哑。
“请问是哪位打我的叩机？”涛涛的声音很好听地从手机里传进了我的耳朵。
“涛涛。”我恢复了本来的嗓音说。
“张军？”涛涛的声音有点高兴，“你怎么晓得我的叩机的？”
我说了她的朋友告诉我她的叩机一事，接着说：“你回来了都不跟我联系？”
对方沉默了。
“我以为你还在深圳发展呢。”我并不想挖苦她，但这话听上去的确有挖苦的意思。
对方还是一片沉默。
“你还好吗？”我开始弥补这句话的过失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见见面？”
“我现在要去银行里有事。”她说，声音很好听，“下午你再打我的叩机好吗？”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因为她不是急着想和我见面。“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方沉默了会说：“你下午打我的叩机再定好吗？”
我关了手机，看着盯着我的何强。我把手机递给何强，何强说：“怎么样？”
“不怎么样，她要我下午再打她的叩机。” ……
[续只要你过的比我好上一小节]
何强一笑，“那你下午再打她的叩机就是。”何强说：“你还是应该和她见见面。”
吃过中饭，大家聚在一起没事，就叫嚷着打牌，我自然就上了桌。这是那种三个打一个的玩法，反过来也是一个打三个。你赢了三个人就得把钱给你，你输了就得付三个人钱。这种玩法是从打双百分里演变出来的，取了个名字叫“三打哈”，这两年在长沙市的年轻人中很盛行，几乎替代了麻将。事实上它比麻将更有趣，也更技术，你必须记住每一张牌，你还得算出对方手上有什么牌，你出错一张牌就可能“垮”得一塌糊涂。我的牌打得很臭，我的手气也很臭。我的手是拉二胡的手，我的脑袋也只对音乐敏感，经常是一些音符在脑海里流动，数字概念向来就颠三倒四的，当然就玩他们不赢，不到两个小时我就输了两百多。何强见我输得惨就对我说：“你莫玩了，你起的尽臭牌。”
“没关系，”我硬着头皮说。
我决心把自己输的钱赢回来，但是一个小时后，我把身上的四百多元钱彻底输光还不算，从何强手上扯的一百元企图扳本的钱，一不小心又落进了别人的口袋。“不玩了。”何强坚决的形容。
说。他倒不是怕我输他的钱，而是怕我欠一身的债而不舒服。“你玩他们不赢的，”何强站直身打个哈欠，“他们都是老赌棍，每一张牌都算得清清楚楚的。”
我站起身，走到窗前吹着口哨。我情场不得意，赌场也稀里糊涂，一颗心就很没有着落地随着天上的一片乌云飘着。何强走过来，递支烟给我说：“天气有点闷。”
我点上烟，眯起眼睛瞧了瞧天空。何强对我一笑，把手机往我手上递来，“你跟涛涛打个叩机罗。”他说。“她既然要你打，你就打。”
我接过手机，按了涛涛的叩机号码。不一会手机响了，涛涛的声音传进了我的耳孔：“张军你好。”
“你怎么知道是我打的？”
“你上午打了的，你不记得了？”
我心里一下就佩服起她的记起来，“你在哪里？”我说：“我们在哪里见面呢？”
“你说个地方好吗？”
我想了想，说了个见面的地方。“长城宾馆前面，”我说，“下午六点钟。”
长城宾馆是一幢很漂亮的大厦，贵妃红镜面花岗石柱子，不锈钢玻璃大门，门前还铺着红地毯。五点半钟我就到了长城宾馆前面，站在停车坪的面前等着她。我口袋里揣着两千块钱，这是我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我曾经准备拿这笔钱买条金项链送给她，现在我打算将这笔钱倾注到桌上。让她看看我也可以花天酒地，从前我在她面前总是一副节约者的形象，今天我想把自己的形象改变一下。我正站在那里东张西望，七想八想的时候，涛涛从我身后走到了我身旁。她上身穿着银的高吊衫，下身一条深灰的裤子，脚上一双白高跟皮鞋，因而显得很长。“喂，”她笑容满面地喂了声。
我顿时看着她，我确实没有想到她会有这么漂亮，她比我在深圳见到她时瘦了点，但更迷人了。她的脸上充满了年轻女人的光艳，比我想象的她还要出得多。“你真的很美很美，”我不由自主地赞美她说，心里非常高兴。
“谢谢，”她好像应酬别的男人一样这么说了句。
我觉得她有些见外，就一笑，“走吧，我们去找个地方吃饭。”
我说着就往长城宾馆走去。我希望把身上的钱全花干净。“走吧，”我掉过头来又说。
她跟我走了几步，忽然就站住不动了。“我们不必进长城宾馆吃饭，”她脸上很媚的形容说，“长城宾馆好贵的，早两天，我和老板陪客户在长城宾馆吃饭，五个人，一餐饭随随便便就吃了三千多元。”
我身上这条灰金利来西裤的屁口袋里夹着两千零几十元，五个人才吃三千多元，那么两千元吃两个人应该够了。“我要请你到宾馆里吃饭。”我很坚决地望着她说。
她仍站着不动，“没有必要这样费。”她笑着说，一双闪亮的让我心动的眼睛瞥着我，“有个地方好吃饭，离这里不远，我们到那里去吃饭要不？”
“我特意请你在这里吃饭的。”我强调说。
“我领了你这份情。”她继续用那种美丽的眼神看着我，走上来两步劝我跟她到她说的那个地方吃饭，“我们又不是谈什么生意，不必要这样费自己的钱。”
我那颗准备把两千元愤然之下消费光的心动摇了。毕竟我的全部财产就是这两千元，今天赌气魄吃掉了这两千元的话，明天到哪里去弄钱吃饭呢？确实也没有必要这么跟自己过不去。我想，说：“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跟你走。”
我们向前走着，傍晚的大街上，夕阳掷下了一片炽热的桔红，到都是车辆和行人穿梭。空气中飘扬着各种刺鼻的气味，灰尘在阳光下升腾。我们沿着人行道走着，边说着话。我没问她为什么抛下深圳又折回长沙来了，我希望她自己告诉我。但她只字不提，光是跟我说着一些玩笑话。我们横过马路，走进了一家名为美食宫的个餐厅。餐厅不大，然而装修得挺讲究，一走进去就有一种比较舒服的感觉。“不错。”我对涛涛说了这两个字。
涛涛一笑。我们在一紧挨空调的圆桌前坐下了。服务小走了上来，先为我们上茶，接着递上来一个蓝塑料壳面的菜谱。我打开菜谱，问涛涛：“你想吃什么？”
“这样热的天气，吃点爽口的就可以了。”她说。
“来个泥蛙？”
“不要泥蛙。”
“甲鱼？”
“不要甲鱼，”她说，夺过我手中的菜谱审视着，“一个剁辣椒蒸排骨、一个腰果炒盯一个腊牛肉炒韭黄，再来两个小菜要不？”她瞥着我。
“要多点几个菜。”我今天想做出大老板的样子。
“吃不完，”她一笑，“我领了你这份情就是了。再来两个小菜。”
我感到她变得比以前懂事些了似的，她那张皮肤白嫩且漂亮的脸蛋上，颇有一种游刃有余的笑容，这种笑容飘扬在我之上。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禁不住这么问她了。
“回来快一个月了？”她笑笑说。
我时时刻刻都记着她那次把我抛在房里，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地走出门，钻进一辆高级轿车的情形。这好比电影里的一个画面，刚刚映到这里忽然就停电了，留下一大段空间让你去充分展开逻想。有段时间，这个画面很伤害我。“你怎么不在深圳干了？”
“圆月还是故乡明，”她这么回答我说，“在外面就跟鸟的翅膀被人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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