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沙，这些人是很‘海’的满哥，但他们的内心又是那么脆弱。他们身上的故事甚至不要你去编造，比编造的更生动。”何顿要表现他们的慾望越来越强烈。在这个装修和那个装修的间隙，199o年10月，他终于完成了中篇《生活无罪》。这部5万多字的成名作成名不易，两年多时间在东南西北多家刊物屡屡碰壁，飞来飞去作全漫游。直到经知名作家何立伟力荐，《收获》的编辑肖元敏女士慧眼识珠，发表于《收获》1993年第1期。有了《生活无罪》的面世，才有了何顿士气大振一发不可收，日后最终放弃了更赚钱的装修生意而专心创作。
早在3年前何立伟就预言何顿会走红，他评价何顿的小说写得“扎实”，“具有一种物质的硬度，残酷的真实，达到了文学的纯度。”而何顿对自己的创作追求则讲得很通俗：“我追求平实。文学的魅力和张力在真实上。”
“本来《我们像葵花》不是现在这个结尾，开始设想让冯建军东山再起，但写的时候发现爱情的创伤对他打击实在太大，他再也不可能站起来。我只有听从人物格的真实。”何顿说。
“福克纳用美南方的方言描绘密西西比河边的小镇，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世界级的文学大师。”
越来越多的长沙人在读何顿的小说。长沙人读何顿，比外地人更容易“入境”。这小说里有火宫殿臭豆腐的飘香，有琴岛俱乐部的笑声，有黄兴路时装屋，有烈士公园人工湖的游船……更奇的是这小说里来来往往晃动的人物都说一口地地道道的长沙话，譬如把“讲笑话”说成“讲相声”，把“流”说成“打流”，把“解决问题”说成“了难”。
“地域彩就是世界彩。”何顿说，“福克纳用美南方的方言描绘密西西比河边的小镇，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世界级的文学大师。”
语言是思维的现实。长沙人何顿习惯用长沙话思维，他压根没想过长沙话会有人看不懂，相反他觉得长沙话有魅力，长沙方言的顿挫感节奏感很强韵味十足。在何顿的小说中，一般叙述用书面语言，人物对白几乎全是长沙土话。这样，标准的书面语和特的长沙话形成两个不同的层面，起到了烘托人物形象的作用。事实证明，驾轻就熟地大量运用长沙方言，并未影响何顿小说的传播，倒是成就了他“这一个”。
何顿的走红的确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有趣的话题。比如：——在先锋派小说越来越远离读者的今天，何顿的小说迅速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赢得了广大读者，这意味着什么？
——何顿擅长写城市下层的小市民个户，他写小痞子而不像王朔那样有痞气，更没有王朔小说的反道德倾向，他是如何把握的？
——何顿的大部分作品表面上看似直白晓畅，实则在技巧上针脚细密，叙述的穿，场景的勾勒、细节的润均有讲究，这是否与他的绘画素养有关？
何顿告诉记者，在市委宣传部的安排下，他已到长沙手中集团兼职，任副总经理，验生活。他说他要守住长沙这一片“阵地”，“在这片阵地上可拓展出商界、政界、知识界、文艺界等等各画面。”
何顿没有时间停顿。
原载《长沙晚报》 文 许参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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