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事业，致政权落于封建阶级——军阀之手；一方面帝国主义者，因欲陷中国于殖民地的地位，不辞积力帮助军阀，剥削中国的人民。因此，中国的生产力发展非常之慢，不但无产阶级少发展的机会，即资产阶级亦还未伸起臂来。谁个能否认现在中国军阀与世界帝国主义者合作起来的政治形式，对于社会的经济生活没有巨大的影响呢？
十月革命成功，俄国无产阶级建设苏维埃共和国，唯劳动者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资产阶级在法律上毫无地位。在思想方面，政府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分谢旧制度的遗物。在经济方面，积极扩张国有工业，树立社会主义的根基。谁个能否认无产阶级独裁制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不有促进呢？
就道德方面说。俄国劳动阶级现在差不多大半都明了自己阶级的地位。当工人在工厂做工的时候，以为自己的义务，不仅多尽一点力强固苏维埃俄国，并且多做一点工要帮助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因此，怠工、罢工的思念总算减少到最底度。红军为什么这般勇敢呢？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共产主义的战将，是劳动阶级利益的保护者。他们对于苏维埃国家的忠心，实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不小的帮助。
就宗教方面说。在东方——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诸国，本地资产阶级利用宗教号召国民反对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的生产关系，莫哈默德的徽名大有功能。中世纪欧洲的执权者垂涎亚洲的财富，组织红十字军东征，一般愚蠢的国民为着要夺回“圣尸”，于是也就不辞辛苦艰难，做宗教的忠仆。结果，从亚洲所劫夺的财富，助长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给我们的例——宗教对于生产力的影响，非常之多，现在可以不必多举。
综观以上，筑物对于基础有反感的作用，毫无疑义。但是此种反感的作用有没有一定的界限呢？
马克思说：“随着经济基础变动，一切巨大的筑物迟早都是要崩坏的。”这一句话有两层意思：一、筑物的崩坏并不是即刻同基础的变动一起，或者基础变动了，筑物因为习惯、传袭、固泥太深，一时不能崩坏净尽；二、基础变动了，筑物虽快或慢一定是要崩坏的。——由此我们可以说，筑物对于基础是有反感的作用的，但是此种反感的作用有一定的界限。
法国大革命前，封建制度妨碍生产力发展，但到十八世纪之末，生产力已发达到某一程度，资产阶级不得不推翻封建阶级而代之，于是革命爆发，封建制度崩坏。当资产阶级初得势之后，一切资产阶级制度实助长生产力发展，但是到了现在，生产力的发展已与资本私有制相冲突，无产阶级又不得不取资产阶级的产物而代之。但是当无产阶级革命初成功之时，无产阶级独裁制虽能助长生产力发展，然而有一定的界限，不能即刻创造成一个完美的共产主义社会，必定又要经过许多时期。——倘若筑物能根本地更变基础，则历史发展的过程，我们又无从研究起了。筑物当未影响基础之时，先为基础所创造；当筑物发生后，其对于基础的影响，亦只能到某一定的程度，而不能超过范围。
人们说：历史是几个“个人”所造成的，若把历史过程中几个伟大的人物除去，还有什么历史之可言呢？没有拿破仑，还有谁个能率领大军横扫欧洲？没有华盛顿，地球上将无合众国之名。没有列宁、脱洛斯基，俄国亦将不致有十月革命之发生。总而言之，历史是几个伟大人物所造成的，无伟大人物，也就没有历史了。
这种见解不仅是一般人的，差不多为历史学家所公认（除了马克思主义派的历史学家）。倘若这种见解是对的，我们又将无从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了。我们上头已经说过，历史的发展原有一定的规律，此规律并不为个人的意志所转移。现在说历史是个人所造成的，换言之，历史是个人意志的产物；那末，个人的意志是无定的，我们能不能在此不定的意志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呢？
我们并不否认拿破仑是一个伟大的个人，但是说率领大军横扫欧洲是拿破仑一个人的事情则未免是谬误了。法国大革命之后，新兴的资产阶级精强力壮，乘着推倒本国封建阶级之余锐，极力反对自己的敌人与竞争者（如美国），企图占领欧洲之第一把交椅，掌握世界的霸权，自然趋向征服异地，以扩张自己的势力。当时欧洲各封建制度半崩坏的国家，当然敌不过新兴资产阶级的法国军队。拿破仑不过是一个新兴资产阶级意志的执行者，一个统率军队的大将而已。拿破仑的行动并不为拿破仑意志所指使。倘若没有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推力，拿破仑能够横扫欧洲么？即使拿破仑有横扫欧洲的伟志，结果也不过是一种幻想，并无实现的可能。拿破仑是一个伟大的个人，但是他的伟大的地方是在于他能执行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适应时代的要求，完成法国大革命的事业。
没有华盛顿，便没有合众国么？笑话！当美国未独立以前，英国以美国为榨取财富的源泉，横征暴敛，无所不至。美国人民（包括各阶级）欲图经济的解放，不得不先求政治的独立。英国虽为美国人民的祖国，但因实际利益的冲突，美国人民不得不脱离英国的羁绊。因此，美国独立的要求久已坚固，并非一工人的意志。恰好华盛顿出而任执行的职务，为群众的领导，以建此伟大的功业。假若没有华盛顿，必定另有别一人出来，不过名字不叫华盛顿罢了。
现在我们再看一看十月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在一九○五年已经表现过自己伟大的革命的力量。虽然俄国的资产阶级在最后时期已发展到很高度，使俄国变成为资本主义的帝国，然而因一方面受地主阶级（贵族阶级）的压迫，绝不能昂起头来与西欧各国资产阶级相并立。但是俄国的无产阶级虽较西欧无产阶级为幼稚，而革命性与觉悟的程度却高出西欧的无产阶级，已具有推翻资本制度的力量。欧战发生后，俄国损失最多，因为俄国无产阶级亦最受苦，至一九一七年无产阶级差不多连面包也没有吃了，不得不起而革命。十月革命完全是解决面包问题的革命，并非一二人意志的产物。列宁、脱洛斯基，能适应无产阶级的要求，献身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所以才能为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他俩对于十月革命的助力是非常伟大的，谁也不能够否认。或者也可以说，假若没有他俩，或者无产阶级革命之成功没有这般地顺适。但是我们不能说，没有列宁、脱洛斯基，即没有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而非列宁、脱洛斯基二人的产物。
总观以上，个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不过我们要确定地说：个人不能转移历史发展的规律。徜若某个个人能认明历史的道路，适应社会的要求，出来执行某一进步阶级的意志，才能成其伟大。否则，某个个人欲倒转历史的轮关，违背时代的潮流，即使有天大的能力，亦是徒劳无功，莫得效果。即使某个个人一时地妨碍历史的发展，反背时代的潮流，在历史上也只落得一个反动的罪名，没有“伟大”之可言。如十月革命后的田尼庚、蓝格尔，中国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张勋、曹锟一些混帐东西有什么“伟大”之可言呢？倘若我们要为人类社会做一点事业，而不愿空费工夫，则应认明历史的道路，群众的要求，而为此要求的执行者。我们绝对不要以为自己如何想，就如何去做；而应考虑群众的心理，作此心理的指导员。例现在中国社会内困于军阀之专横，外迫于帝国主义之侵略，倘若我们能领导群众为民族解放运动，我们一定可以收得很好的效果。
我们可以不做伟大的人物，但是我们要认清历史发展的道路！
人类社会的历史绝不允许某一民族或某一国家走别一个道路，而与其他民族及国家所走的道路不同。也许所走的迟快不同，第一个国家在第一个阶级走着，第二个国家在第二个阶级走着，而第三个国家已经走到了第五个阶级。但是所走的道路一定是同一的，例如英国资本主义发达最早，法国次之，俄国尤次之。但是无论英国也罢，法国也罢，俄国也罢，社会的发展都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的阶级。既然有了资本主义，于是在资本主义的腹内一定生存着共产主义的胚胎，也就如在封建制度下萌芽了资本主义一样。
俄国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民粹派说：俄国所走的道路不应如西欧一样，因为俄国的国情与西欧不同。西欧的资本主义为害甚大，不适合于俄国，俄国无避免资本主义的可能。俄国建国基于农民，农民有“密尔”的制度，可为社会主义的根基。俄国农民有实现社会主义的能力。但是八十年代后，普列哈诺夫由民粹派转而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于是马克思派认明在俄国一定要发展资本主义，一定要走西欧所走的道路。马克思派很确定地说，俄国避不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是将来的无产阶级，而非现在的农民。这两种意见的争辩，孰是孰非，俄国历史已经明明白白指示出来了。现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我们更有趣味地问一声：究竟俄国的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还是农民呢？呸！俄国不但经过了资本主义，而且现在走到了社会主义的开始！俄国无产阶级正在做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事业！
现在中国或者也有人们说：中国的国情是特殊的，中国不应走欧美所走过的道路。欧美资本主义发达，致有劳资阶级斗争的惨状，故在中国应免去阶级斗争，而另走别一幸福的道路。中国社会无阶级的分化，没有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的分别，故共产主义学说不适于中国。……这种愿望或者是很好的，但是中国近数年来的历史，已经说明这种愿望或主张是荒谬的。谁个还能说，现在中国没有资本主义，或是中国资本主义不正在发达呢？谁个能说，现在中国没有劳动阶级呢？香港水手的大罢工，京沪铁路大罢工，湖南纱厂的惨杀案，……岂不是都足证明中国一定要走欧美所走的路之证据么？我可下一定案：中国有资本主义的存在，中国有劳资阶级的斗争，中国将来一定有无产阶级革命。这并非我一个人的愿望，乃是客观的物质的趋势。
生产力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因为生产力未发展到极高度以前的时候，在生产过程中不得不形成阶级的差别。有了阶级就有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之最后一步为阶级的消灭——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度，建设共产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无论那一部分社会都逃不出此规律的范围。
我们且看中国社会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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