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膀子的工具了。
至于现在专门办周刊杂志鼓吹反共产的一些先生们，虽然蒙着什么什么主义的假面具，但在实际上，又谁知他们不是借着反共产的莺喉，而是博得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宠爱呢？
呵！反共产与吊膀子……
“夫共产主义乃一极好之理想也，然无实行之可能；若有人不问社会之实际，而冒然胡行共产主义，则吾人必极端反对之也！”文明的绅士文质彬彬地这样说。
“共产主义实行之日，即中国亡国亡种之时，故共产党较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尤为可恨！”国家主义者板起爱国的面孔，大声急呼地这样说。
“今日之中国乃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实行共产，于国民革命本身上有绝大的妨碍。”国民党右派冒着中山先生的招牌，张着反共产的专门特口，像煞有介事地这样说。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我们的财产好容易用许多精力赚得来的，共产党要来共我们的产，这还了得！我们非拚命不可！”一般资本家、商人、地主……惊慌失色地这样说。
“共产之祸过于洪水猛兽，赤化之徒实真害国殃民……”，军阀在自己的通电上，布告上，口头上，摆着为国为民的架子这样说。
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又要摹仿两句八股式的文笔，做为以上的结论：“甚矣哉，共产之为害也！国家主义者、资本家、国民党右派、军阀以及文明绅士诸先生，咸以共产为隐忧，甚有饮食不安之大虞，呜呼！共产之为害甚矣哉！”唉！糟糕！这几句又被我写得牛头不对马嘴了！幸亏科举制度未恢复，不然，我一辈子连个秀才也中不了，又怎能像曾琦先生有中状元的希望呢？
举国汹汹，众口啧啧，就同共产的大祸就要临头的样子，说不定明天，或后天，或再过一个月，中国共产党就要大共产起来。小子不敏，但对于共产一端，自问也甚为注意，虽不敢自夸为赤化之流，然却深恨白化之人（读者注意！这几句文不文，白不白，真是有点不通罢？不过我说的并非闲话，请读者勿以辞害意！）我想，中国共产党主张现在就共产与否，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知道，非他人所得乱为推测。于是我搜集中国共产党所刊行的出版物，寻访中国共产党党人，研究一研究他们是否今天或明天或后天就要实行共产起来。但是没有一种出版物和一个共产党人对我说过，他们现在就要共起产来。他们都似乎说：“中国现在还未到可以共产的程度；我们现在首先的工作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我们现在虽然从事共产主义的预备，但现在并不主张就共起产来。”我真莫名其妙了！究竟谁个主张在现在中国就共起产来？中国共产党本身既不主张现在就共起产来，那末，可见得今天，明天，后天，或再过一个月，不致于发现共产的恐慌了。为什么出过洋的国家主义者、学问过人的文明绅士们，也跟着军阀、资本家、地主，……吓得屎尿横流，大喊反共产不亦乐乎呢？这些先生们放着国不去爱，放着“外抗列强”不去做，放着“内除国贼”不去行，而天天以反共产为做文章之资料，为自身唯一之天职，这岂非浑蛋也哉？
“不！不！你先生说错了！他们并不是浑蛋：第一、他们以为共产党比军阀和帝国主义者还可恨，国可亡，而共产则不可实行；第二、反对帝国主义者则必受帝国主义的忌视，反对军阀者则必受军阀之摧残，这都是危险的勾当，为智者所不为；智者既不愿冒险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而同时又何乐而不反共产以吊“帝”“军”之膀子，反正他们被警察巡捕赶在“地底下”，无如我何，于是就得到了这个反共产的题目；这个题目比一切都容易做，真是一可以借之以出风头，二可以借此摆摆中兴名将的架子。先生！你想想，这是多末聪明，如何能说是浑蛋呢？”
呵！原来是这末一回事！呵！原来是这末一回事！
有一天我在W君处，无意地遇着了胡适之博士。我本与他不认识，这是我第一次与他见面。当W君向我介绍，说他是胡适之博士时，我觉着很幸福，因为我虽久仰大名，但从没有识荆的机会，今于无意中遇见了，当然是万幸之至了。不过很奇怪，在欣喜之中，我又暗暗地感觉我们之间，横着一道巨大的鸿沟，并且是很难于掩平的。我仿佛遇见了一个人，能够令我心中隐隐地发生怀疑，悲哀，忿恨，种种的情绪：
“难道这就是六、七年前新文化运动首领的胡适之？难道这就是六、七年前活泼泼的维新人物？……好一副聪明的面孔！好一个不愚拙的头脑！但是他说青年爱国的运动是胡闹，泰戈尔不应为激烈分子所反对，帝国主义是不存在的，最近又说什么反对文化侵略是无理的举动……是思想的落后呢，还是他已跳出新的范围，而甘心倒入旧的怀里，以遂其升官发财的迷梦？可惜！可惜！但是人各有自己的路，人各有自己的愿望，这是没有办法的呵……”
胡适之博士，在六、七年前，曾受过我的崇拜的。那时的他是主张白话文的，而我是欢迎他的主张的；他是反对旧礼教的，而我却与他更同意，于是他成为我所崇拜的人了。但是我的年纪渐渐大了，知识渐渐长了，感觉渐渐繁杂了，因之要求也就渐渐多起来了；我不但要实行文字革命，并且要建设革命的文学；我不但要废除旧礼教，并且要废除一切不平等的人们间的关系。可是六、七年来的胡适之呢？一年一年地过去了，而胡适之还是站在一块地方，一点儿也不向前移动，或者一天一天地渐渐有退后的趋势。他有时竟公开反对一般向前进的新青年，不幸我又是新的青年中之一个，于是我俩的距离相差日见其远，于是我俩中间横着一道不可掩平的鸿沟。但是他究竟是我从前所崇拜的人，我不得不对于他有点可惜的心情，虽然这种可惜的心情是为他所不愿意领受的。
现在中国社会阶级的分化，实在已经是很明显的了。资产阶级所要求的是美国式的民治，这种民治是胡适之博士始终所主张的，完全属于政治的范围，而生怕一谈论到经济的组织。至于劳动阶级呢，虽然对于民治也很热心，但根本所要求的，却是经济的解放。五六年前的中国社会，所谓阶级的文化，还不十分明显，因之大家所要求的，还不见得有什么差异；可是近几年来的中国社会完全改换了面目。所谓知识阶级这个东西，名目上虽然是思想界的代表，事实上是要依附于其他阶级的。知识阶级本不是整个的东西，有的有升官发财的希望，于是就跟着资产阶级走，为资产阶级财产的辩护士；有的没有升官发财的希望，或对于被压迫者抱深切的同情，于是就跟着劳动阶级走，促进革命的运动。当胡适之博士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时候，那时因为中国社会还未表现出阶级的分化，所以那时的知识阶级的要求和口号，几几乎都是一致的；但是现在呢？现在阶级分化的现象已到很明显的地步，革命的浪潮不但增高了政治的意义，并且增高了经济的意义，此时大家没有再含混的可能，不得不把社会的面孔拿将出来，于是中国的知识阶级便分道扬镳了。
这实在没有办法！倘若谁个走入了反革命的道路，便就你硬拉也拉不过来，除非他自己有了觉悟。胡适之博士现在的行动和言论，真令我们要断定他陷入反革命的深窟了。他自己是不是要反革命？是不是在做升官发财的梦？是不是要自甘落伍于新青年之后？是不是？……我们不得而知，并且没有知道的必要。我们只要看看他的行动和言论，是否有反革命的趋向就得了，还问他什么动机呢？也许他太中了美国毒，也许他要升官发财，也许他现在相信自己的行动和言论是对的……
革命的浪潮也不知吓退许多人，把许多人抛到落伍的道上去，也不知送了许多人进入过去的坟墓，加了他们一个死去的冠冕：胡适之博士不过是其中之一个人罢了！
“……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时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我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这一段是诗哲（？）徐志摩先生在《晨报》上介绍罗曼·罗兰先生时所发出的感慨。有趣的鲁迅先生在《语丝》上，对于诗哲的这种感慨，说了几句话：“他住得远，我们一时无从质证，莫非从诗哲的眼光看来，罗兰先生的意思，是以为新中国应该欢迎帝国主义的么？诗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时也无从质证。不知孤山的古梅，着花也未，可也在那里反对中国人‘打倒帝国主义’？”
照着诗哲的意思，罗兰先生是不赞成中国人打倒帝国主义的，或者在欢迎帝国主义的运动中，新中国才有成立的希望。不然，为什么要说这一段话？为什么要发这样深的感慨？
在诗哲的眼光中，什么打倒军阀，什么打倒帝国主义，什么救国……都是一些无理的举动，因为这些与诗的哲学太相反背了。诗哲大约从没说过救国等等的话，更不愿意听什么国民革命，社会革命，阶级斗争等等的口号——诗哲当然是要这样做，因为诗哲的责任在歌咏花月，在赞颂自然，在神游于美丽之宫，在徘徊于象牙之塔，除此而外的事情，与诗哲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将自己诗哲的责任完成，还问什么亡国不亡国，做亡国奴不做亡国奴呢？你看印度的诗哲泰戈尔，无论印度如何受英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无论自己的同胞如何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生活，无论亡国奴的名词光荣不光荣，他总是优哉游哉，自做美妙神秘的歌吟，这岂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现在我们中国也万幸产生了一个诗哲徐志摩先生，与印度相比美 照理，我们是应当引以为光荣的。为着不妨害诗哲的歌吟起见，我们应当欢迎帝国主义，取消打倒军阀等等的口号，什么反抗的运动都不要做了，如此，新中国才可以产生，诗哲的心意才可以快乐。就使段祺瑞怎么样杀北京的学生，日本军舰怎么样轰击大沽口，南京路怎么样溅满了血迹，日本资本家怎么样枪毙中国的工人……这都可以置之不问，因为这是不合乎诗意的呀！呵！美妙的诗意……
不过，我还有几句话要说。徐诗哲在感概之余，似乎深引罗兰为同志，以为罗兰先生的思想、行动、言论，是和自己一致的。可是就我所知道的罗兰先生，几乎与徐诗哲所想像的罗兰先生完全两样。我以为徐诗哲引罗兰先生为同志，未免是“认贼（？）作父”了。我们且不言徐诗哲的思想是否是新中国的代表，看看罗兰先生到底是一个什么人物。就我所知道的，罗兰先生的心肠虽然慈软，虽然还缺少坚决的果断性，虽然还未曾大声疾呼鼓吹用武力反对强权阶级，但是他的确是旧世界旧欧洲的敌人。他说，旧欧洲在不净的、闷塞的空气中呼吸着；他又很热烈地祝贺每一次的革命的运动；他又说，凡自由陷于危险的地方，都是我的祖国，都是我的生长地。当苏维埃俄罗斯初露头的时候，一般资产阶级的诗人、学者大肆其咒骂，以为俄罗斯的文化要消灭了，可是罗兰先生首先向苏维埃俄罗斯表示敬礼，以为新俄罗斯是人类解放的根据地。这么一来 似乎罗兰先生的思想有点与徐诗哲的诗意不合了；岂但不合，而并且是走的完全相反的两条路！如此，为什么徐诗哲能引罗兰先生为同志呢？这是不是因为诗哲想入非非了？这是不是因为诗哲心目中的罗兰先生变化了？或者法国有两个罗兰先生？诗哲知道的是一个，而我所知道的又是别一个？在下学浅识陋，不敢自下断语，爱遍访名人，问问法国有几个罗兰先生，可是大家都答应过，法国只有今才做六十寿辰的一位罗兰先生。唉！奇怪！
我也佩服罗兰先生，但我所佩服的不是主张新中国应欢迎帝国主义的罗兰先生，不是赞同中国民众永远要受压迫的罗兰先生，而是为人类解放奋斗的罗兰先生，而是表同情于被压迫群众的罗兰先生。
但是我要向徐诗哲告罪：我所佩服的罗兰先生实在不合乎诗哲的诗意！
我现在下笔写这一段文字，是一篇小说呢，还是一则并非闲话呢？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自从郭沫若先生提出马克思进文庙一个问题来，我粗笨的脑子也实在为着这个问题想了几次，想的结果不是马克思能进文庙，或是马克思不能进文庙，而是马克思进了文庙又逃了出来。
话说孔老夫子因为尊敬自己的人们太多了，并且大家尊敬的心意都是很诚恳的，为着联络感情起见，遂在自己的文庙里大张筵席，延请门下的信徒，并欲借此机会大讲其道，以期教化人民。凡是孔子的信徒，这一天都可以赴会，这一天赴会的人非常之多，五色人种，六花八面，样样俱全，无奇不备。有些头带红缨帽，身著马蹄袖的黄袍，手里拿着旱烟袋，大摇大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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