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情，欲因歌唱以告于在上位的人，也该算在讽一类里。《桑柔》的“虽曰‘匪予’，既作尔歌”，《笺》云：“女（汝）虽抵距，已言‘此政非我所为’，我已作女（汝）所行之歌，女（汝）当受之而无悔。”那么，也是讽了。为颂美而作的，只有《卷阿》篇的陈诗以“遂歌”，和尹吉甫的两“诵”。《卷阿传》说“王使公卿献诗以陈其志”，“陈志”就是“言志”。因为是“献诗”或赠诗（如《嵩高》、《烝民》），所以“言志”不出乎讽与颂，而讽比颂多。
《国语·周语》上记厉王“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邵公谏道：
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晋语》六赵文子冠，见范文子，范文子说：
夫贤者宠至而益戒，不足者为宠骄。故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吾闻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惑也）；风（采也）听胪（传也）言于市，辨袄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先王疾是骄也。
《左传》襄公十四年记师旷对晋平公的话，大略相同；但只作“瞽为诗”，没有明说“献诗”。
从这几段记载看，可见“公卿列士的讽谏是特地做了献上去的，庶人的批评是给官吏打听到了告诵上去的”。献诗只是公卿列士的事，轮不到庶人。而说到献诗，连带着说到瞽、矇、瞍、工，都是乐工，又可见诗是合乐的。
古代有所谓“乐语”。《周礼·大司乐》：
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
这六种“乐语”的分别，现在还不能详知，似乎都以歌辞为主。“兴”“道”（导）似乎是合奏，“讽”“诵”似乎是独奏；“言”“语”是将歌辞应用在日常生活里。这些都用歌辞来表示情意，所以称为“乐语”。《周礼》如近代学者所论，大概是战国时作，但其中记述的制度多少该有所本，决不至于全是想像之谈。“乐语”的存在，从别处也可推见。《国语·周语》下云：
晋羊舌肸聘于周。……（单）靖公享之。……语说“昊天有成命”（《周颂》）单之老送叔向（肸的字），叔向告之曰：“……其语说‘昊天有成命’，‘颂’之盛德也。其诗曰……是道成王之德（道文、武能成其王德）也。……单子俭、敬、让、咨，以应成德，单若不兴，子孙必蕃，后世不忘。……”
韦昭解道：“‘语’，宴语所及也。‘说’，乐也。”似乎“昊天有成命”是这回享礼中奏的乐歌，而单靖公言语之间很赏识这首歌辞。叔向的话先详说这篇歌辞——诗，然后论单靖公的为人，并预言他的家世兴盛。这正是“乐语”，正可见“乐语”的重要作用。《论语·阳货》篇简单的记着孔子一段故事：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历来都说孔子“取瑟而歌”只是表明并非真病，只是表明不愿见。但小病未必就不能歌，古书中时有例证；也许那歌辞中还暗示着不愿见的意思。若这个解释不错，这也便是“乐语”了。
《荀子·乐论》里说“君子以钟鼓道志”。“道志”就是“言志”，也就是表示情意，自见怀抱。《礼记·仲尼燕居》篇记孔子的话：“是故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这虽未必真是孔子说的，却也可见“乐语”的传统是存在的。《汉书》二十二《礼乐志》论乐，也道“和亲之说难形，则发之于诗歌咏言、钟石筦弦”，“乐语”的作用正在暗示上。又，《礼记·乐记》载子夏答魏文侯问乐云：
今夫古乐，……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
这里“语”虽在“乐终”，却还不失为一种“乐语”。这里所“语”的是乐意，可以见出乐以言志、歌以言志、诗以言志是传统的一贯。以乐歌相语，该是初民的生活方式之一。那时结恩情、做恋爱用乐歌，这种情形现在还常常看见；那时有所讽颂、有所祈求，总之有所表示，也多用乐歌。人们生活在乐歌中。乐歌就是“乐语”，日常的语言是太平凡了，不够郑重，不够强调的。明白了这种“乐语”，才能明白献诗和赋诗。这时代人们还都能歌，乐歌还是生活里重要节目。献诗和赋诗正从生活的必要和自然的需求而来，说只是周代重文的表现，不免是隔靴搔痒的解释。
献诗的记载不算太多。前引《诗经》里诸例以外，顾颉刚先生还举过两个例：《左传》昭公十二年，子革对楚灵王云：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
又，《国语·楚语》上记左史倚相的话：
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作《懿戒》以自儆也。
《祈招》是逸诗。《懿戒》韦昭说就是《大雅》的《抑篇》，“懿读之曰抑”。“自儆”可以算是自讽。这两个故事虽然都出于转述，但参看上文所举《诗经》中说到诗的作意诸语，似乎是可信的。这两段是春秋以前的故事。春秋时代还有晏子谏齐景公的例。《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五云：
晏子使于鲁。比其返也，景公使国人起大台之役。岁寒不已，冻馁之者乡有焉。国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复事，公延坐，饮酒，乐。晏子曰：“君若赐臣，臣请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冻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终，喟然叹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为至此？殆为大台之役夫？寡人将速罢之。”
《晏子春秋》虽然驳杂，这段故事的下文也许不免渲染一些，但照上面所论“乐语”的情形，这里“歌谏”的部分似乎也可信。总之，献诗陈志不至于是托古的空想。
春秋时代献诗的事，在上面说到的之外似乎还有，从下列四例可见：
一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左传》隐公三年）
二 狄人……灭卫。……卫之遗民……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左传》闵公二年）
三 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同上）
四 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左传》文公六年）
（一）《诗序》云：“庄公惑于嬖妾，使骄上僭。庄姜贤而不答，终以无子，国人闵而忧之。”（二）《序》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三）《序》云：“（郑）公子素恶高克进之不以礼，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国亡师之本，故作是诗也。”（四）《序》云：“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诗序》虽多穿凿，但这几篇与《左传》所记都相合，似乎不是向壁虚造。《诗经》中“人”字往往指在位的大夫君子，这里的“卫人”“郑人”“国人”都不是庶人；《诗序》以“郑人”为公子素，更可助成此说。“赋”是自歌或“使工歌之”；《硕人》篇要歌给庄公听，《载驰》篇要歌给戴公听，《清人》篇要歌给文公听，《黄鸟》篇也许要歌给康公听。这些也都属于讽一类。
“诗”这个字不见于甲骨文、金文，《易经》中也没有。《今文尚书》中只见了两次，就是《尧典》的“诗言志”，还有《金縢》云：“于后（周）公乃为诗以诒（成）王，名之曰《鸱鸮》。”《尧典》晚出，这个字大概是周代才有的。——献诗陈志的事，照上文所引的例子，大概也是周代才有的。“志”字原来就是“诗”字，到这时两个字大概有分开的必要了，所以加上“言”字偏旁，另成一字；这“言”字偏旁正是《说文》所谓“志发于言”的意思。《诗经》里也只有三个“诗”字，就在上文引的《巷伯》、《卷阿》、《嵩高》三篇的诗句中。《诗序》以《巷伯》篇为幽王时作，《卷阿》篇成王时作，《嵩高》篇宣王时作。按《卷阿》篇说，“诗”字的出现是在周初，似乎和《金縢》篇可以印证。但《诗序》不尽可信，《金縢》篇近来也有些学者疑为东周时所作；这个字的造成也许并没有那么早，所以只说大概周代才有。至于《诗经》中十二次说到作诗，六次用“歌”字，三次用“诵”字，只三次用“诗”字，那或是因为“诗以声为用”的原故；《诗经》所录原来全是乐歌，乐歌重在歌、诵，所以多称“歌”“诵”。不过歌、诵有时也不合乐，那便是徒歌，与讴、谣同类。徒歌大都出于庶民，记载下来的不多。前引《国语》中所谓“庶人传语”，所谓“胪言”，该包含着这类东西。这里面有“谤”也有“誉”，有讽也有颂——郑舆人诵子产，最为著名。也有非讽非颂的“缘情”之作，见于记载的如《左传》成公十七年的声伯《梦歌》。但这类“缘情”之作所以保存下来，并非因为它们本身的价值，而是别有所为。如《左传》录声伯《梦歌》，便为的记梦的预兆。《诗经》里一半是“缘情”之作，乐工保存它们却只为了它们的声调，为了它们可以供歌唱。那时代是还没有“诗缘情”的自觉的。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