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理想当作事实，将主观当作客观，自然教人难信。
先秦及汉代多有论“六经”大义的。《庄子·天下》篇云：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这也许是论“六经”大义之最早者。“道志”就是“言志”——《释文》说，道音异，虽本于《周礼·大司乐》，却未免迂曲。又《荀子·儒效》篇云：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这与《天下》篇差不多；但说《诗》只言圣人之志，便成了《诗序》的渊源了。又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云：“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近人苏舆《义证》曰：“诗言志，志不可伪，故曰质”，质就是自然。又《汉书·司马迁传》引董仲舒云：“诗以达意”，“达意”与“言志”同。又《法言·寡见》篇云：“说志者莫辨乎诗”，“说志”也与“言志”同。这些也都重在诗义上。
诗既重义，献诗原以陈志，有全篇本义可说。赋诗断章，在当时情境中固然有义可说；离开当时情境而就诗论诗，有些本是献诗，也还有义；有些不是献诗，虽然另有其义，却不可说或不值得说，像《野有蔓草》一类男女私情之作便是的。这些既非讽与颂，也无教化作用，便不是“言志”的诗；在赋诗流行的时候，因合乐而存在。诗乐分家，赋诗不行之后，这些诗便失去存在的理由，但事实上还存在着。为了给这些诗找一个存在的理由，于是乎有“陈诗观风”说。《礼记·王制》篇云：
岁二月，（天子）东巡守，至于岱宗，……觐诸侯。……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
郑玄注：“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孔颖达《正义》云：“乃命其方诸侯大师，是掌乐之官，各陈其国风之诗，以观其政令之善恶。”孔说似乎较合原义些。
自然，若要进一步考查那些诗的来历，“采诗”说便用得着了。《汉书·艺文志》云：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采诗有官，这个官就是“行人”。《汉书》二十四上《食货志》云：
冬，民既入，……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这样，采诗的制度便很完备了。只看“比其音律”一语，便知是专为乐诗立说；像《左传》里“城者讴”“舆人诵”那些徒歌，是不在采录、陈献之列的。这是什么原故呢？原来汉代有采歌谣的制度，《艺文志》云：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徐中舒先生指出采诗说，便是受了这件事的暗示而创立的；那么，就无怪乎顾不到《左传》里那些讴、诵等等了。《王制》篇出于汉儒之手，是理想，非信史，“陈诗”说也靠不住。“陈诗”“采诗”虽为乐诗立说，但指出“观风”，便已是重义的表现。而要“观风俗，知得失”，就什么也得保存着，男女私情之作等等当然也在内了。这类诗于是乎有了存在的理由。
《诗大序》说“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汉书》所谓“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及“各言其伤”，其实也是“吟咏情性”，不过“吟咏”的人不一定是“国史”，也不必全是“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罢了。“吟咏情性”原已着重作诗人，西汉时《韩诗》里有“饥者歌食，劳者歌事”的话，更显明的着重作诗人，并显明的指出诗的“缘情”作用。但《韩诗·伐木》篇说云：
《伐木》废，朋友之道缺。劳者歌其事，诗人伐木，自苦其事。
说到“朋友之道”，可见所重还在讽，还在“以风其上”。班氏的话，与“歌食”“歌事”义略同，但归到“以观风俗”，所重也还在“以风其上”。两家论到诗的“缘情”作用，都只是说明而不是评价。《伐木》篇若不关涉到朋友之道的完缺，“歌事”便无价值可言。诗歌若不采而陈之，“哀乐之心”“歌咏之声”又有何用？可见这类“缘情”的诗的真正价值并不在“缘情”，而在表现民俗，“以风其上”。不过献诗时代虽是作诗陈一己的志，却非关一己的事。赋诗时代更只以借诗言一国之志为主；偶然有人作诗——那时一律称为“赋”诗——，也都是讽颂政教，与献诗同旨。总之，诗乐不分家的时代只着重听歌的人；只有诗，无诗人，也无“诗缘情”的意念。诗乐分家以后，教诗明志，诗以读为主，以义为用；论诗的才渐渐意识到作诗人的存在。他们虽还不承认“诗缘情”的本身价值，却已发见了诗的这种作用，并且以为“王者”可由这种“缘情”的诗“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那么“缘情”作诗竟与“陈志”献诗殊途同归了。但《诗大序》既说了“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又说“吟咏情性”；后二语虽可以算是“言志”的同义语，意味究竟不同。《大序》的作者似乎看出“言志”一语总关政教，不适用于原是“缘情”的诗，所以转换一个说法来解释。到了《韩诗》及《汉书》时代，看得这情形更明白，便只说“歌食”“歌事”，只说“哀乐之心”，“各言其伤”，索性不提“言志”了。可见“言志”跟“缘情”到底两样，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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