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而后可，故曰『必附圣以居宗』。究而言之，依经附圣，为刘勰素所持论。迨刘知几出，以《疑古》、《惑经》名篇，始于《春秋》孔子有驳难之言。」 〔三〕黄注：「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疏证》：「『谢承曰诠，陈寿曰评』二语，出《史通论赞》篇。……刘勰谓论史能依经附圣，然后诠评得当，否则不免于苛滥。盖持论苛，则失之过；持论滥，则失之宽。苛而过，滥而宽，皆不得谓之诠评昭整。」「昭整」，昭晰、齐整。 《斟诠》：「是立义选言，……苛滥不作矣。」此数句标出作史之准的。 〔四〕范注：「纪以编年，传以缀事。」《疏证》：「『纪传为式，编年缀事』二语，应为下二段之纲。此刘知几撰《二体》篇之所本也。……盖自后汉、魏、晋以迄刘勰，作者辈出，要不逾于纪传、编年二体。纪传一体为撰史之正轨，班陈以下莫不因之，故刘勰有『纪传为式』之言。编年一体，发生虽早，乃自有马、班二史，降居次位。如因有《两汉书》而别有《汉纪》，因有《晋书》而别有《晋纪》，因有《宋书》而别有《宋略》，皆其明证。然编年之史，重于纪事，而不必如列传之多载文翰。故刘勰又有『编年缀事』之论也。下文一言『总会』，盖论编年；一言『诠配』，盖论纪传。」 〔五〕《疏证》：「此节论编年之史之难于撰作也。编年之史，莫古于《春秋》。《春秋》循鲁史记事之法，造语至简，皆按实而书，故文非泛论。《左传》于记事外，间举凡以示例，或为『君子曰』以发其旨，是虽有泛论，曾不失按实而书之旨。刘子玄《史通烦省》篇论《左传》曰：『其书自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占一篇。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此非所谓『岁远则同异难密』乎？又《二体》篇曰：『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详说。……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非所谓『事积则起讫易疏』者乎？刘知几在《二体》篇又谓：『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事，莫不备载其是。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按此语实兼《左传》而并言，亦即善于『总会』，而为编年史之冠冕者。厥后，荀悦效《左传》之体而撰《汉纪》，司马光更撰《通鉴》。……年代愈长，总会愈难。」 《斟诠》：「年代久远，史有缺文，事类繁多，传说纷纭；二者于史家皆不易处理，故彦和特发此难。」《注订》：「上文叙作史之指归，此言从事之不易，慎其不易，则指归易得。」 〔六〕「功」，同「工」。 〔七〕《疏证》：「此节论纪传之史之难于撰作也。纪传一体之史，莫先于《史记》，而以善于诠配见长。《史通二体》篇论《史记》曰：『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论诠配之难，最为昭。而其论旨，则本之刘勰。盖记一事而涉数人，述一事而分见数传，欲其无所复重。免于不周，则属甚难，亦为纪传之史之所短。刘勰故特表而出之，亦举重略轻之旨也。」 《春觉斋论文流别论》七：「化编年为列传，成正史之传体，其例实创自史迁。而刘彦和虑其『事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重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诠配之未易也』之数语者，可谓深明史体。邵泰衢《史记疑问》谓《功臣表》汉九年吕泽已死，而《留侯世家》汉十一年不应又有吕泽。叶荣甫曰：『《史》《汉》并称良史，乃其中有分一人为二人，合二人为一人者。如伯益、伯翳一人尔（见《郑语》及《后汉地志》），《史记》于《陈杞世家》之末乃云：「伯翳之后分为秦。」又云：「垂、益、夔、龙，其后不知所分。」是以翳、益为二人也。阚止、子我一人尔（见《传》哀六年杜预注及《史记齐世家》贾逵注），《史记》于《田氏完世家》乃云：「子我者，阚止之宗人。」又云：「田氏之徒追杀子我及阚止。」是又以一人为二人。』诸如此类，仁和梁玉绳《史记质疑》中言之指不胜屈，即所谓同异难密者也。至于同归一事，则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重复，偏举则病于不周。愚按此着史公似有专长，能于复中见单，令眉目皎然，不至于淆乱。但以樊、郦、滕、灌四传论之，四人悉从高帝，未赏特将，为功多同，史公颇患其溷，故于四传中各异其书法以别之（以下举例从略）。四人皆从高帝，虽有分功之事，而序事能各判其人，此谓因事设权者也。」 〔八〕范注：「《后汉书张衡传》：『衡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章怀注曰：『《衡集》其略曰：「《易》：宓戏氏王天下，宓戏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史迁独载五帝，不记三皇，今宜并录。」又一事曰：「《帝系》，黄帝产青阳、昌意。《周书》曰：『乃命少皞清。』清即青阳也。今宜实定之。」』」 《疏证》：「衡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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