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而废除诗赋，或者想兼采声誉人望而废除封弥制度，或是想让参加考试儒家经典著作的考生不考试帖经墨义而考试经书的要旨，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做法。我希望陛下注意长远的事情、大的事情，区区科举、学校制度何必参预呢？我又切实有超过正常估计的暗自忧虑之点。关于性命的学说，自从子贡那时就没有听说了，然而今天的学者，却以不谈性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浩瀚无边，下无底当，上无篷盖，真是不可穷尽；看他们的容貌仪表，超脱世俗，无所附者，如清泉夏露，不可掬挹，这怎么真能如此呢？一般人的习性，安于放纵自己而喜欢说大话。陛下又怎么能任用他们呢？”
苏轼的奏疏呈上之后，神宗醒悟说：“我本来怀疑这件事，读了苏轼的奏议，思想上的疑虑消失了。”当天召见苏轼，问道“：现在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你也可以指明陈述出来。”苏轼回答说：“陛下天性具有文武才能，不担心陛下不明察，不担心陛下不勤奋，不担心陛下不果断，但是担心陛下求治太急迫，听他人的话太广，提拔人太快。希望陛下以安静来镇住局面，待事情发生，然后再应付它。”神宗吃惊地说“：你所说的三句话，我当要周密考虑。凡是在馆阁任职的人，都应该为我深入思考治乱问题，不要有所隐瞒。”苏轼退出后，把召见的情况向同僚们说了。王安石不高兴，任命苏轼权开封府推官，想用事务来困住苏轼。苏轼决狱断案精审敏捷，名声越传越远。恰逢上元节皇帝敕令开封府购买浙江的灯，而且下令压低价格。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是用灯取乐？这不过是让两宫太后高兴罢了。然而百姓不可能家家知晓陛下的心意，都说是用听的看的一类不急需的玩物，夺取他们吃的、穿的生活必需品。这件事很小，对国家大体却影响很大，希望陛下追还前面下达的敕令。”皇帝立即下诏停止买灯。
当时王安石开始颁行新法，苏轼上书论新法不便，说：
“我所要说的，仅三句话而已。希望陛下凝聚人心，敦厚风俗，保存纪纲。皇上可以凭借的是人心而已。好比树木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贾有财。失去这些东西就会败亡，这是必然的道理。从古到今，没有和悦同其众而不安定的。刚愎自以为是而不危险的。陛下也知道现在人心是不快乐的。
“祖宗开国以来，管理财政开支的不过是三司。现在陛下不把财政开支交给三司管理，无缘无故又创建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一机构，让六七名少年，日夜在里面谋划索取，使者四十余人，在外面分到各地经营办理。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利的名称；六七少年与四十多名使者，是求利的工具。开始时声势浩大，百姓实在惊疑，创立的各法新奇古怪，官吏也都感到疑惧。以大国之主来谈利，以天子的宰相来治财，议论百出，万人喧哗，然而仍不回头，光是空说：‘我没有做这种事，何必怕人们说三道四。’拿着渔网到江河湖泊去，对人说‘我不是去打鱼’，不如舍弃渔网而人们自然相信。驱赶着鹰到森林里去，对人说‘我不是打猎’，不如放走鹰犬而野兽自然驯服。所以我认为要消除谗言恶语而召来和气，就不如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
“现在皇帝和大臣们勤于政务，已经快一年了，然而富强国家的功效，渺茫好比捕风捉影，光听说内库钱拿出来数百万，祠部准许剃度五千多人出家罢了。用这来作为办法，那么谁不能呢？然而要实行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它的困难，汴水浑浊，自有百姓以来，不用来种植水稻。现在打算修筑陂塘使水澄清，种万顷地的水稻，必须使用千顷面积的陂塘，一年一淤积，三年陂塘就淤满了。陛下于是相信这种说法，立即派人察看地形，到处凿空，访寻水利，狂妄轻飘的人，任意争相进言。有关衙门虽然知道他们的办法粗疏，却不敢自行贬退他们，把年老的和年少的人追集起来，去察看他们所说的是否可行。假如不是明显难以办理的，就必须动工兴建。官吏苟且顺从，真的以为是陛下有意兴建，上耗费国库的钱财粮食，下误农时。万一堤防决口，河水冲出原来的河道，即使吃提出建议的人的肉，对于百姓有什么补救！我不知道朝廷何苦要做这件事？
“自古以来役使人，必然使用乡村农户。现在但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州郡雇募役人，而且想把这一做法推行于全国。单丁、女户，是百姓中最穷苦的人，然而陛下首先想要役使他们，陛下富有四海，怎么忍心不加以抚恤！自从杨炎推行两税法，田租户调和庸役就已包括在一起了，如何又要征取庸役呢？万一后世不幸有搜括百姓钱财的大臣，庸役钱没有被废除，而差役照旧，推究其根源，就必然会有担当这罪责的人。青苗时放债钱，自古代就有禁令。现在陛下开始把它立为成法，每年都要推行。虽然说不许强迫百姓借贷交息，但几代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证他们不这样做吗？估计愿意借青苗钱的农户，肯定都是孤苦贫困没有接济的人，鞭挞他们急了之后，他们就要接着逃亡，这些人不还青苗钱，就由邻居互保户均摊，这种情况是必然的发展势头，将来天下百姓会痛恨青苗法。国史记载这件事，说：‘青苗钱自陛下开始。’难道不可惜？况且常平法，可以说是非常完备了。现在想改变为青苗法，破坏常平法推行青苗法，所丧失的更加多了，亏了官府害了百姓，即使后悔又怎么来得及！
“过去汉武帝因为财力匮乏枯竭，采用商人桑羊的建议，便宜买进高价卖出，称为均输。在当时行商坐贾都不流通，盗贼滋生势盛，几乎导致动乱。孝昭帝即位当了皇帝，霍光顺应百姓所想要的而给予他们，天下百姓都归向朝廷，于是天下无事。不料今天这种论调重新兴起。立法的初期，其费用已经很多，纵使稍稍有什么收获，但征收商税的数额，损失的必然很多。譬如有人替他的主人放牧牲畜时，用一头牛换五只羊，一头牛的损失，就隐瞒而不说，五只羊的收获，却指为功劳成绩。现在破坏常平法而说青苗法的功劳，亏损商税来获取均输的利益，与上面所举的例子有什么不同？我私下认为太过份了。议论的人必然会说‘：可以和百姓一起享受成功的快乐，难以和他们一起谋划创始。’所以陛下坚持实行而不顾反对意见，期望这些新法必然得以推行。这正是战国时代贪图功利的人，冒险侥幸的观点，没有等到成功的快乐，怨恨却已经起来了，我之所以希望陛下凝聚人心，正在于此。
“国家之所以生存和灭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高低，不在于国家的强弱；改朝换代之所以有长有短，在于风俗的轻薄敦厚，不在于国家的富有与贫穷。皇帝知道了这个道理，就知道哪个轻哪个重了。因此我希望陛下务必崇尚道德而敦厚风俗，不希望陛下急于取得成功而希图富强。爱惜风俗，好比保护人的元气一样。圣人不是不知道严峻刻薄的法律可以使百姓整齐划一，勇猛强悍的男子可成就事业，忠厚近似迂阔，老成初看好像迟钝。但终究不肯以彼代此，是因为知道所得到的小，而所丧失的大。仁宗皇帝执法非常宽厚，用人按次序，专意从事掩过盖失，不曾轻易改变旧的典章制度。考察他的成功，只能说还没有得到。说到用兵，那么十次出征九次失败；说到国库，那么仅仅满足需要而没有剩余。仅仅因为恩泽存在百姓之中，民间风俗懂得大义，因此仁宗皇帝升天之日，天下归于仁。议论的人见仁宗皇帝晚年官吏大多因循守旧，政事没有什么起色，就想以苛细急察的办法加以矫正，用智谋和才能加以划一，招来新提拔的人勇于急进的人，以求取得一切速成的效果。还没有享受到它的好处，浮薄的风气已经形成。多开迅速提拔官员的门径，假使有意外收获，一步就可得到公卿侍从这样的官职，使得按常规升迁的人也产生非份之想，想到期望风俗敦厚，哪里可能得到呢？近年直率纯厚的人越来越少，投机取巧得到提拔的人越来越多。只有陛下痛惜这种状况挽救这种风气，以简单易便为立法的标准，以清静作为思想的出发点，百姓的道德就会归向敦厚了。我之所以希望陛下敦厚风俗，原因就在于此。
“祖宗委任台谏官，不曾处罚过一位进谏的人，即便有轻微责罚，不久就越级提升，允许台官根据传闻弹劾，而御史台和谏院都不设第一把手。进谏时说到皇帝，那么天子改变仪容；弹劾之事牵涉到朝廷，那么宰相暂离相位等待调查。台谏官固然未必个个是贤人，所说的也未必都是正确的。然而必须培养他们的锐气，借用他们来使掌权者感到压力沉重，这是空话吗？将用他们摧折奸臣的萌芽。现在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的奸臣，万万没有存在的道理。然而养猫是为了捕捉老鼠，不能因为没有老鼠而养不捕捉老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盗，不能因为没有盗贼而养不叫的狗。陛下怎能不上念祖宗设立此官职的用意，下为子孙后代作好永久的防备？我听到老年人的谈话，都说台谏官所讲的，常常是随着天下公论。公论所赞许的，台谏官也赞许；公议所抨击的，台谏官也抨击。现在舆论沸腾，怨恨毁谤交替而来，公议所在之处，也可知道了。我恐怕从今以后，习惯成风气，台谏官都成为执政大臣的私人工具，以致皇帝孤立，纪纲一旦坏乱，什么事情不会发生？我之所以希望陛下保存纪纲法度，原因也正在于此。”
苏轼见王安石力赞神宗独断专行和专用大臣，因此在考试进士策论出题时，用“晋武帝平定东吴因为独自决断而成功，苻坚伐晋因为独自决断而亡国，齐桓公专意任用管仲而称霸，燕哙专用子之而失败，事情相同而结果不同”作为问题，王安石更加恼怒，让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的过失，但一再追究一无所得，苏轼于是请求出任地方官，任杭州通判。高丽来朝进贡，使者赠送礼物给官吏们，书写时用干支纪年。苏轼拒绝接受礼物说“：高丽对本朝称臣，但不接受本朝颁布的年号历法，我怎么敢接受他们的礼物！”使者改写为熙宁年号，然后苏轼才接受了礼物。
当时新政天天下达，苏轼在这中间，每每借行新法之际方便百姓，百姓赖之以得到安定。调任密州知州。司农寺推行手实法，不按时实行的官吏以违反法令论处。苏轼对提举官说“：违反法令的罪名，如果出自朝廷，谁敢不遵从？现在出于司农寺，这是擅自制造法律。”提举官惊慌地说“：您暂且慢慢施行。”不久朝廷知道手实法危害百姓，废除了它。
有盗贼案发生，安抚司派三班使臣率领强悍兵士前来搜捕，兵士凶暴放纵行事，甚至用藏有违禁物品来诬陷百姓，进入百姓家中争斗杀人，又畏罪惊慌溃散，将要作乱。百姓急忙跑去告诉苏轼，苏轼扔掉百姓的投诉书不看，说：“一定不会到这样的地步。”溃散的兵士听说此事后，稍稍安定，苏轼慢慢派人查出肇事的兵士杀了。
调任徐州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使梁山泊泛滥，南清河水溢出故道，洪水汇聚在徐州城下，暴涨的洪水不时泄出，城墙即将被洪水冲毁，富有的百姓争相出城躲避洪水，苏轼说：“富民出城，全城百姓都会动摇，我和谁来守城？我在这里，洪水决不能冲毁城墙。”驱使富民重新回到城里。苏轼到武卫营，呼喊士兵长官说“：河水即将冲毁城墙，事情危急，虽然你们是禁军，但也请你们为我尽一点力。”士兵长官说“：太守尚且不躲避路上的洪水，我辈小人，应当效命。”带领他的士兵们拿着畚箕铁锹出来，修筑东南长堤，头起戏马台，尾连着城墙。雨日夜不停地下，城墙露出水面仅仅只有三版那么高。苏轼搭建小草屋住在城墙上，路过自己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分别堵塞缺口以守护城墙，终于保全了徐州城。又请求征调明年夫役增筑徐州旧城，修建木质护岸，以防洪水再来。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
调任湖州知州，苏轼上表感谢。又因为一些事不方便百姓但又不敢说，他写诗寄托讽喻，希望对国家有所补益。御史李定、舒..、何正臣摘录苏轼谢表上的话，并且诬陷苏轼所写的诗是毁谤朝廷，逮捕苏轼押送京城投入御史台监狱，想置他于死地，罗织罪名很长时间却一直不能决断。惟独神宗怜惜苏轼，用黄州团练副使安置了他。苏轼和乡里父老结伴于山水之间，他在东坡修筑房屋，自号“东坡居士”。
元丰三年(1080)，神宗几度有意再次起用苏轼，但被当政的大臣阻止了。神宗曾对宰相王王圭、蔡确说：“国史至关重要，可以命苏轼撰成国史。”王王圭面有难色。神宗说：“苏轼不可用，姑且用曾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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