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登，字彦先，漳浦人。他少年时丧父，努力学习，用法度约束自己。宣和年间，高登是太学生。金人进犯京城，高登和陈东等人上书请求杀六贼。朝廷中的大臣又建议和议，夺去种师道、李纲的兵权，高登和陈东再次到宫门去上书，军民不约而会集在宫门的有数万人。王时雍带兵想把这些人全杀死，高登和其他十人矗立不动。
钦宗即位后，提拔吴敏、张邦昌为宰相，吴敏又替前任宰相李邦彦平反昭雪，请求朝廷对李邦彦施加恩礼并重新起用他。高登上书说：“陛下由太子登上皇位，想必能为老百姓兴大利，除大害。陛下刚即位时，正是战争时期，朝廷政事都没理顺，人人希望赶快结束战争，亲眼看到改革政治，怎么任用吴敏、张邦昌为宰相呢？又采纳吴敏的党羽的话，布告朝内外，将要起用李邦彦，道路上的人没有不含恨离去的。这是陛下使天下人大失所望，我担心人心从此离散了。太上皇长期任用李邦彦等担任重要的职位，法度紊乱，老百姓忧愁怨恨，李邦彦并且每天都用国家太平的话来引诱和欺骗太上皇，以致国家遭受大祸，太上皇仓惶去南方巡幸，没有一个安宁的住处。君主受到屈辱，做臣的应该死，这些人应该都杀掉，如今他们仍然没受到处罚，自由放纵，结成朋党并且干那些奸邪的事，来蒙蔽陛下。陛下听从吴敏的请求，天下人将把陛下看成是昏庸的君主，人心从此离散了。”高登又上书说：“臣是普通百姓，出身微贱，但臣的话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不应该忽视啊。”于是高登一共上书五次，都没得到答复。高登就计划回到南方，忽然听说张邦昌等人分别被发配到边远的州郡，一时间奸邪的人相继被罢官斥退，和高登说的有十分之七八相符合，高登高兴地说：“这下可以把要说的话都说了。”他又上书议论罢免吴敏的事，没得到答复。
当初，金人到来，六馆的学生准备逃走，高登说：“君主还在这里，我们可以逃走吗？”他就和林迈等人请求跟随皇上，隶属聂山的营寨，而皇上果然没离开京城。金人退兵，吴敏怂恿学官编造高登等人的罪名，把他们逐退回乡。
绍兴二年(1132)，高登在朝廷上当众奏对，他把自己的意见完全表达出来，没有顾忌和躲避什么，有关的官吏恨他直率，他被任命为富川主簿。提点刑狱董..听说高登这个人后，就传檄文让他来负责审理、判决六郡的案件，又任命他兼贺州学事。州学本来有土地、房屋，按法令被罢去归买马司所有，高登请求恢复州学原有的土地和房屋。郡守说“：买马、培养读书人哪件事急迫？”高登说：“买马确实急迫，但学校是讲究礼义的地方，一旦废罢，读书人和不读书的人还有什么区别？”郡守说“：你违抗上级嘛！”高登说“：治理天下所依靠的，是礼义和法度，如果要放弃这两方面，还有什么可说的？”郡守不能使他屈服，最后同意了他的意见。他负责处理案件，有个囚犯杀人，郡守判决说：“给他条活命，也是积阴德。”高登说：“阴德怎么可以有意去积累，杀人的人要处死，如果可以免去死罪，那么被杀死的人的冤屈什么时候能除去？”
高登任职期满，士大夫和老百姓请求留下他，但没被获准，他们就相继赠给高登钱五十万，不告诉自己的姓名，他们对郡守说“：高君贫困没有什么钱财可以依赖，希望太守劝他全部接受。”高登推辞，人们不答应，高登又不知把这些钱退还给谁，他就请求把钱放在州学中，买书向士大夫和老百姓表示感谢。高登回到广州，恰好新兴县发生大饥荒，帅守连南夫发布檄命让打开仓库，赈济饥民，又在野外做稀粥让饥民吃，想借贷的也可以，被救活的人数以万计。这年赶上大丰收，也补足了仓库中的粮食，老百姓投书请求留下他的有数百人，于是就奏请征用高登始终负责赈灾。
高登被召回京城，他就上了万言书和《时议》六篇，皇上看后认为很好，把他的《时议》六篇交给中书。秦桧恨高登讥议自己，不再向皇上汇报这些。
高登被授予静江府古县县令，他经过湖州时，湖州知州汪藻接待了他。汪藻留高登和他一起撰写《徽宗实录》，高登坚决推辞，有人说：“这可以提升官职。”高登说“：只是我没有这种想法。”就走了。广西帅沈晦问高登靠什么来处理县中的事，高登列出十多条原则告诉他。沈晦说“：这是古人的政事，现在的人都狡诈，恐怕行不通。”高登回答：“忠信可以在蛮夷地区实行，认为在我们这里不能实行，那是因为没诚心这样做。”豪强秦琥在乡间横行霸道，掌握官吏的生杀大权，号称“秦老虎”，县中的士大夫以下都被他所屈服。高登来了以后，他有很大的转变，高登赞赏他改恶从善，就安排他为学官。有一天，秦琥对高登有所请托，高登推辞了，秦琥大怒，谋划用破坏法度为名陷害高登。恰好有诉讼秦琥贪污学校钱的人，高登把秦琥叫来，当面指责他，十分严厉，呵斥他下去，高登向郡和有关部门汇报对秦琥以法治罪，秦琥忿恨而死，一郡的人都很高兴。
统帅胡舜陟对高登说：“古县，是秦太师的父亲从前任官的地方，太师实际是在这里出生的，怎么祭祀他呢？”高登说“：秦桧任宰相没有什么事迹，不应该建立祠堂。”胡舜陟大怒，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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