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陈亮出生时，目有光芒，成人后，才气超凡。陈亮喜欢谈论兵事，且思维敏捷，论议风生，数千言的文章可一挥而就。陈亮曾经用心考察古人用兵成败之得失，并著有《酌古论》。郡守周葵读此书后，主动与陈亮商讨，从而发现了陈亮的才华，他预言不久的将来，陈亮定为国士，于是将陈亮请为府中上客。后来周葵担任执政，凡遇朝士禀事，必令其拜会陈亮，陈亮因得结交一时之俊杰，并可以淋漓尽致地发表自己的议论。周葵还将《中庸》、《大学》荐与陈亮，说：“读此书，可以精通有关性命之学说。”陈亮接受此书后，经过研究而达到极高的造诣。
隆兴初年(1163)，宋与金议和，天下之人虽有悲伤之情，但也只好无奈地认可这个事实。然而，只有陈亮不以为然。他在获乡试第一名后，向朝廷上《中兴五论》，未受重视，之后，陈亮退修于家，许多学士都聚其门下。他在家中讲学著书达十年之久。
起初，陈亮曾环视钱塘江水，并发出感叹“：城可灌也。”因为钱塘之地下水与西湖相连。淳熙五年(1178)，孝宗即位已有十七年之久，陈亮改名陈同，并赴朝廷上书曰：
“唯我中国，禀天地之正气，为天命所钟爱，为人心所向往，是衣冠礼乐之精萃所在，百代帝王相承之所。现在，其虽拥有衣冠礼乐之萃，却不得不偏安一隅，虽天命人心未失，然岂能以此为可久安无事的保证呢？天地之正气久已被蒙埋而不得驰张，势必有所发泄，况且，天命人心并非偏安一隅而可以长久保持的。
“国家拥有二百年太平之基础，这是三代所不及的，徽、钦二帝被俘之痛，也是汉、唐所不曾有的。遥想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皆痛心疾首同仇敌忾，誓不与金贼共存，因而能够于奔败之际而战胜强悍之敌。至秦桧倡邪议以阻抗金行动，大批忠臣义士屈死南方，而天下之刚气因此而怠惰了。三十多年来，虽然从西北、中原迁移东南的人们尚在苟且为生，但对君父之大仇也已淡忘了。自非金海陵送死淮南，也不知道兵戈为何等事物。更不谈期望他们能愤故国之耻，而同心协力执戈放箭了。
“如果说靖康之耻业已久远的话，那么，海陵之祸则发生在陛下即位前一年。只有陛下一个奋不自顾，发誓要重振国威，但天下之人安然自得，若无其事，且发一些奇谈怪论，认为陛下好大喜功，不计后果。在这种情势下，作为皇帝陛下也不能以崇高之势去力挽狂澜，只得隐忍于今，其间经历了十七年。
“春秋时期，君臣父子之间有相互戕杀之祸，但整个社会尚为安定。但孔子独以为，三纲既已不复存在，则人也异化而为禽兽了。孔子为此奔走呼号，却始终找不到共鸣之声，因而立志写《春秋》，希望以此书扼制乱臣贼子。现今社会淡忘君父之仇，此非长治久安之道。应使学者学习孔子之道，陛下应有所作为，而不是苟安无为。南师之不出击，于今有多年了，难道是没有一位豪杰能勇于担此重任吗？不是的。因为豪杰要有所表现也必须选择一定的时机。如果国家不能主动奋起抗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由豪杰自觉起来抗敌。朝廷不可仗恃有衣冠礼乐之文明，祖宗积累之深基，就以为可以久赖天命人心而居安无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自三代以来的圣人都非常清楚这个道理。
“春秋之末，齐、晋、秦、楚皆衰落了，而吴、越之国兴于小邦，一度处于主宰其他诸侯的地位。黄池之会，孔子感到甚为痛心，因为它似乎表明中原国家无能人。这是现今儒者所不谈的事情。现在金朝根基已固，我们不可能轻易将其消灭，而且国家也没有在这方面做充分的准备，也不可轻率地大举出击。劝陛下积财养兵，以待时机。臣以为，通和之约，造成上下之人的苟安心态，两次割地之举，也为人们所首肯。宋金和议，至今已有十多年，凡今日之筹划方略者，他日因老迈只能运筹帷幄，而今日纨绔少年，他日将用以决战疆场，府库充盈，无非财也，介胄鲜明，无非兵也，假使发生战争，我方必败无疑。为什么呢？因为人才只有使用才知道是否有能力。坐谈能力是不足以依恃的。军备到用时才知够不够，平常装满府库不足仗恃。陛下此时庆幸无事，庸俗吏员都可以当官号令，执行陛下使命，而陛下也认为这些人好使唤，致使许多有才之士不能施展其才能，随着岁月流逝，他们就将老而无奈了。臣因此说：通和之约，造成上下之人的苟安心态，也使割地之举变得顺理成章。
“东晋百年之间，南北之间不曾通和议，所以其大臣将领能东西驰骋，涌现了许多可用之才。现在，如果不通和好，人们总有敌兵压境的感觉，因而唯恐通和被破坏。即便是陛下，也不得不顺应这种潮流。过去金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使我方不知如何戒备。它可随时出兵骚扰我方。现在情况不同了，金朝城郭宫室，政教号令皆同于中国，点兵聚粮，文书往返，动则需相当长的时间，若一方有警，也能引起三方骚动。这种状况就制约它不能轻易出兵侵扰我方。然而，如果朝野之士真有敌兵压境的警觉，这未尝不是国家之福气。朝廷应善于起用英雄，使之为国争天下，而不应以通和怠惰其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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