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呢？希望陛下拱手默坐内心反省自己，然后立即想办法改正它，罢掉再建玉清宫的劳费，继承前代皇帝的做法，这就是全国人民的幸福。”
后来他又上疏说：
“臣历观前代神圣的国君都是喜欢听取批评的意见和建议，大概认为四海是至大至远，民间有什么隐情，难以遍照和普查，因此不管愚陋和至贱之言也虚心听取和努力采用。这样以来，才可以做到朝无遗政，民间没有隐匿的情况，即使有奸佞出现，他们的邪谋也无由得逞。
“臣看到陛下乙亥年(1035)的诏书，书中明令告诫臣下不要越职上书言事，这个诏书传播四方，所有看到的人无不惊骇，人们往往窃窃私语议论这件事情，臣认为这恐怕不是出之于陛下的本意。因为从陛下即位以来，曾屡次下诏要臣下勤于征求直言，并要百官转为奏对，而且设置了意见箱，同时还设立了直言极谏科。可是今天诏书的内容却完全和以前的事情不同，这岂不是有大臣蒙蔽了陛下的聪明，使陛下堵塞忠良正直人之口，这不但会亏损朝政，而且实际上是自取灭亡的道路。要知道采纳善言荐举贤人，是宰相的职责，蒙蔽皇帝以求自己专权，没有不亡国的。今天谏官、御史都出自于宰相之门，他们只要秉承宰相的旨意，就可以得到美官，而广大的朝士充满朝廷，却噤若寒蝉得不到发表意见的机会。这样下去，陛下端坐拱默怎么能够全部听到全国的事情呢？
“前些时孔道辅、范仲淹两人刚正不阿，致位台谏官，后虽然改任其他官，可是他们仍不忘采纳意见和进谏。他们两位大臣不是不知道只要缄口数年，就可以坐着得到卿辅的官，只是由于不愿意辜负陛下的委任和关注的恩德。可是他们都被中伤，遭到流放而去，使正直的人为之夺气，骨鲠之士因而咋舌，大家都目睹朝中的弊政，口里却不敢言。
“古时候晋侯问叔向说：‘国家的祸害什么最大？’叔向说‘：大臣保持禄位而不犯颜极谏，小臣怕得罪而不敢说，国家下面的情况不能通达到上面，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正由于这样，所以汉文帝有感于女子的话而废除了肉刑，汉武帝听从了三老的建议而族灭了江充。肉刑是古代的法律，江充是皇帝的近臣，女子和三老，可以说是愚昧衰老和最疏远的人了。可是义之所在，虽贫贱之人不可忽略，两位皇帝所以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后世都称他们为圣。何况国家是专门设置了班子，颁布了爵位，罗置了大量的英豪，所以应该责备于他们秉公尽忠，怎么可以教他们因循苟且从事于沉默？奖赏他们，使他们尽忠直谏，犹恐他们不说；现在惩办他们敢说话的，那谁还敢呈献意见？民间的情况闭塞，在上位的人就会孤独和危急，沉痛地想到这些，可不为之惊骇和警惕！殷切希望陛下发布德音，停止前次的诏命，勤于采纳群下的意见，下至于草野的小民，这样就可以长期保守兴隆和太平，也可以保全亲近和辅佐。”
不久苏舜钦考取了进士，改任光禄主簿，知长垣县，又迁大理寺评事，监督在京的店宅事务。仁宗康定(1040～1041)中，河东发生了地震，苏舜钦往朝廷设置的意见箱中投放了上皇帝书，书上说：
“臣闻河东地震大裂，涌出的地下水冲毁了房屋和城墙，死伤的人畜有几十万，历时十天不止。臣开始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惊惶和疑惑。窃思自史策所记载的前代的衰微丧乱的朝代，也未曾有过如此大的灾祸。今我朝四个圣君相继统治全国，国内国外太平安宁，周边各国与我国相互交欢，兵革不兴，完全和衰微丧乱的朝代不同，为什么天灾和变异反而比那些朝代还厉害呢？且妖异和吉祥的出现，神实际上主管着，各以其不同的类型显告于人世，从来未曾有过混淆。天人的感应，古今以来的借鉴，大可以使人感到恐惧。难道是我朝帝王安于逸乐、宠信近臣而荒废了政事吗？还是朝廷之上有不才之徒冒领俸禄、窃弄权柄和福威侵犯了帝王的事业？又难道是施行的政治有不便于民的吗？或者是在深宫之中，有暗中教唆不谨慎有以谄媚获官职的吗？抑是西北的羌族有背盟想侵犯大宋的心理呢吗？臣从远方来，不知道朝中最近的事情，心虽有所怀疑而嘴却不敢说。所感到奇怪的，是朝廷看到这样大的灾异，却不修有缺陷的政事，以此来应对天戒，安定民心，而却默然不加以抚恤，好像没事情的时候一样；谏官、御史都没有听到有人上疏叙述灾害发生的原因，以开导皇帝的思想。但是全国的老百姓却群情汹汹，到处聚在一起议论，脸上都呈现一种忧伤和恐怖的形色。
“臣以世代受到国君的俸禄，身膺国命，涵恩渥泽，以成长此躯，但眼睛所看到的，心里所想的，却使人惊悸汗流，想尽吐心中的想法，以拜谢皇帝的恩典。但又看见范仲淹以刚直而忤犯了奸臣的意旨，意见既未被采用而身体却遭到了贬谪流窜，而且朝廷还降诏全国，不许臣民从此越职言事。臣不避权贵，却恐怕必定会遭到横祸被人中伤，又无补于国家，因此自己悲伤嗟叹，不知道该怎么办。
“既而正月初，地震大爆发，臣以为国家政事有缺失，众臣没有人敢向陛下说，只有上天一再地嘱咐以告诫陛下。陛下果然能够沛然发出明诏，准许群臣都得上书言事，臣开始听到也非常欣喜踊跃。旬日之内颇有上书言事的人，但是里面难道没有切中时弊的奏章？却没有听到朝廷有推荐而加以施行的举动，这也是只注重虚言而不根据实际效果。臣听说只有诚心才可以感动天，只有办实事才可以安定民心，今天想感动天却不以诚心，想安定民心却不办实事，徒颁布一纸空文，只是增加人们一阵叹息罢了，又怎么能够感谢神灵而挽救时弊和变乱呢！难道是大臣蒙蔽和堵塞了皇帝的视听，使陛下不能够施行？还是所说的事情都是迂阔毫无所取，不足以实行？臣私自看到朝廷的纪纲隳败，政治和教化残缺而失误，这些事情非常多，不可一概列举，现只选择大的两件事情疏呈以闻：
“第一件事情是正心。要知道治国譬如治家，治家的人首先要修正自己，所谓修正自己就是要先修正自己的心，因为心正则神明集中而万事万物得到治理。今天民间传闻陛下近年以来稍微亲近一些以乐舞谐戏等为业的贱人，欢乐宴饮过节，赏赐过度。欢乐宴饮过节就会流于放荡，赏赐过度则会流于奢侈。放荡则国家的政事不能亲自处理，奢侈则国家用度会不足。臣私自观看了我朝的历史，看到我们祖宗日日视察朝廷，天黑才罢朝，这时犹一人坐在后苑，遇到门上有报告事的人，立刻就召见，委婉曲折多方进行询问，有一点好意见一定被采纳。真宗末年身体不太好，才开始隔日一视事。今天陛下春秋鼎盛，年富力强，实在是天不亮就穿衣起床，延迟到晚上才得以吃饭的励精求治的时候，而现在却隔一天才临朝，这是对政事疏远了。而且现在国库空虚，老百姓没有被褥和存粮，而国家的苛捐杂税、对老百姓的催逼却没有一天停止过。计算国家向老百姓征收的经费，大约二十倍于祖宗的时候，这说明国家的用度已经一天天不足了。对政事疏远，国家的用度又不足，这诚是国家的大忧患。臣希望陛下修正自己以统治别人，洗心革面以鉴别万物，勤于听断政事，放弃游乐，疏远那些以乐舞谐戏为业的艺人，亲近刚明正直的良士。因这次灾祸和变异，而想奋发图强、长治久安，则是全国人民的幸福。
“第二件事情是择贤。要知道英明的君主劳苦于求贤而安心于任用使唤人才，当然满朝的文武官员不需要皇帝一个个亲自选择，皇帝主要在于选择好宰辅和御史、谏官罢了。可是臣认为陛下在用人方面还未慎重地加以选择。昨天王随从吏部侍郎一下子升迁为门下侍郎平章事。超越了十级资历，又再提升为上相。这是一种特殊的恩典，也只有对待特殊的人才才行，可是王随为人虚伪庸俗奸邪谄媚，不是宰辅的材料，自颁降诏后，全国舆论沸腾，都认为用人失当。所以疾病缠绕一个人的身体，灾害不断地侵袭一个国家，这都是上天有意爱惜我们大宋王朝，陛下应该引起注意而加以鉴戒！况且石中立近在朝廷，以诙谐逗乐作为自己的责任，士大夫或有什么宴乐集会，必请他出席，目的在于听取他的言辞，以作为嬉笑取闹的资料。今天陛下把他处在近辅的位置，却没有听到他出一件嘉谋良策，他在朝中威望甚轻，人们都忽视他，现在灾害屡次降临而朝廷不尊显，缺乏威望，大概是由于皇帝身边的近臣大多数不是有贤才的人。陛下左右都是这样，那么下面的官员更是可知了。实在怕别国轻笑我大宋，应立即将这些人罢免，另选贤才。另外张观为御史中丞，高若讷为司谏，他们两人都登过高第，颇以文词见长，但他们两人温和软弱，毫无刚正梗直敢言的气概。这些人都是由执政选拔引进安置，目的是要他们保持谨慎沉默，不敢揭发宣扬他的隐私，即有时有所进言，也必暗中互相关照说明，从旁边人看来，这是非常可笑的。所以对于御史、谏官的任命，臣希望陛下能够亲自选任，不能让他们出自执政的门下。这样，台谏官既然得到了所需要的人才，那么近臣就不敢为非作歹，这是驾驭下面的良策。
“臣认为陛下如果本身做到了勤俭，宰辅、台谏官又都所用得人，这样又何患国家不能治好，灾异又怎么能够发生？那时，只是希望陛下稍微留意这些事情就行了。”
范仲淹向仁宗推荐苏舜钦的才能，仁宗皇帝召苏舜钦面试，委任他为集贤院校理，监督进奏院。苏舜钦娶宰相杜衍的女儿为妻，杜衍当时与范仲淹、富弼在朝中，多引用一些一时有名的人物，想改革朝中政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满意杜衍他们的行为。适逢奏院祭神，苏舜钦与右班殿直刘巽用卖故纸的公家的钱雇请乐妓，晚上大会宾客。王拱辰侦得这种情况非常高兴，就指使其下属鱼周询等上疏劾奏苏舜钦，目的在于动摇杜衍。皇帝把这件事情下到开封府去侦治，于是苏舜钦和刘巽都以监守自盗罪被开除，当时参加宴会的都是知名人士，因这件事情得罪和被流放四方的有十几个人。当世的人都以为这件事情处理得过于苛刻，可是王拱辰等却高兴地说：“我们这一次一网把他们打尽了。”
苏舜钦既被废除，居在吴中，他的朋友韩维责备他世代居在京师却离开京师而居在他乡，并且宣布与他绝交。苏舜钦在痛苦之余给他回信说：
“承蒙来信责备我兄弟亲友都在京城，而却不以义相亲，独自一人远离开亲人独居于数千里之外，是自己寻找苦恼。要知道，我难道没有亲戚之情，岂不知道兄弟亲友在一起聚会是非常快乐的？我又怎么愿意自动放弃安逸生活而自甘过愁苦的生活呀！
“过去在京师，不敢触犯人家的颜色，不敢议论当时的政事，随着大家上下浮沉，心志遭到委屈不能开心，已经达到极点了。不幸我又恰巧处在嫌疑的位置，又不能自己决意早点引去，这就招致了不测之祸，被抓去下到狱吏，人没有敢为我说话的，朋友和仇人形成了一气，共同对我进行了诽谤攻击。自我被废除之后，犹自喧嚣不已，更想把我置之死地而后为快。来看望我的人往往是为了探求我有什么秘藏的言论，想以此加以传播宣扬，真正好意安慰和同情我的人是非常少的。所以我闭门不敢与这些人相见，像躲避寇仇一样。风俗的败坏像这，我又怎么能够久在那里住呢！因此我便超然远走，离开京师，羁旅飘泊于江湖之上，不光是为了衣食之累，实际上是为了躲避使自己少遭到陷阱。
“况且亲属之多，收资的微薄，持国是看到了的。经常互相团聚，可以没有衣服穿饭吃吗？是不行的。这种情况又可不可能经常闭门不与人接触呢？也是不行的。与人接触，就必须与人讲话，与人讲话就必须与别人交往，使每个人都像持国这样就好了，赶不上持国这样的人与之交往就一定会对我加紧制造恶言，从而喧嚣传播上下，使我不能够自明，这样，过去发生的事情就不会是最重大的了。
“在都城为了这些事情，我终日劳苦，每天应接不暇，不论寒暑总奔走于尘土泥淖之中，还不能了却人事，一匹瘦马一个饿仆，每天栖栖惶惶地取辱于都城，让人家指着背脊讥笑怒骂和哀怜，这样，我还有什么脸面，又怎么不称得上是愁苦呢！
“我在这里虽然与兄弟亲戚相远，可是夏冬衣食稍微充足，居室比较宽，没有整天应酬奔走的劳苦，耳目清静，不要挖空心思以对待别人，心安闲而身体舒放。天黑了就睡觉太阳很高了才起，在静院明窗之下，罗列图书史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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