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里逃生，被送到东京，在那里被日本人洗了脑，然后返回家乡，又再次被山姆大叔洗了脑……这些匪夷所思的情节是真实的，还只是一种可笑的推测，我已不想知道。
不论这个女人是伊莲娜·伯拉姆，还是艾米莉·埃尔哈特，我只确定了一件事：我的阿美已不在那个老婦人的眼睛里了。
我同那些女人们坐在一起，她们喝一种热带饮料，而我喝朗姆酒。有一个女人是个寡婦，有一个可爱的男孩和一张优雅的脸孔，我猜我可以得到她的青睐。但是，我已经是一个结了婚的老男人了，我的生活方式多少有些改变了。
伊莲娜·伯拉姆死于一九八二年七月，她把遗体捐献给了科学，她的家人遵照她的遗嘱，没有让那些追逐在她身后想确认她的真实身份的猎奇者得到她的指纹。
大陆dc——10飞机懒洋洋地盘旋在塞班岛上空，透过云层，可以清晰地看到小岛的轮廓。飞离关岛四十五分钟了，布迪·布什，他的二人摄影小组，还有我坐在飞机上。第一眼瞥见塞班岛，感觉这座狭长的小岛到处覆盖着丛林，一座大山从岛的中部隆起；当飞机飞得低一些时，嵌着贝壳的悬崖，白色的沙滩次第显露出来，还有公路、楼群与耕耘过的庄稼。
从空中俯瞰的塞班岛与我在“美国人”号纵帆船或它的救生艇上看到的略有不同，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每个到过塞班岛的人都会对它念念不忘：环绕着小岛的海水蓝得耀眼，绿得眩目，如同一块巨大的祖母绿宝石，呈半透明状态。
“总有一天，我要带我妻子来看一看，”布迪说，“她不相信我所说的海水是多么美丽的话。你以前来过这里，内特——在别的地方看到过这样的海水吗？”
“你越喜欢这里，布迪，”我说，“你从我身上得到的东西就会越少。”
布迪因为没能让我向他透露我过去在塞班岛的经历而感到沮丧。
“夜晚的星星……”他又开始了。
“又大又亮？宛如钻石？”
“回想一九四五年，那时每个晚上我们都躺在帐篷里的帆布床上，听扬声器里传来的胡根·卡米歇尔的《星尘》……他的这首歌似乎是专门为塞班岛而唱的。”
“我表示怀疑。”
“好了，”他防范似的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它这样的小岛，成群的星星散落在夜空……是我那时太年轻的缘故，还是记忆在同我开玩笑？”
“我也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我说。
即使从空中俯瞰，第二次大战留在小岛上的创痕也是显而易见的，战争的隂影仍不时浮现在小岛和平的氛围里：离海滨几百码远处有一辆沉没在海中的坦克半露出水面，一艘驳船的残体搁浅在珊瑚礁上，一架失事飞机的残骸一半没在水中，一半横卧在岸上——水晶般蓝色的海水里闪耀着金属银色的光芒。
dc——10降落在考伯勒机场，靠近以前的艾斯里特·海纳达机场——又叫伊斯雷机场。我们在跑道上滑翔时经过一座有着木屋顶的混凝土结构的机库，上面白色的“塞班岛”几个字发出刺目的光芒，这个机库同另外两个半圆形的活动机库就是塞班岛飞机场的全部设施了。
“这是我第四次来这儿了，”布迪一边走下飞机，一边说，“我一直不习惯战后的这些改变——没有吉普车，没有军用卡车，没有士兵、水兵与海军陆战队员。”
这座由查莫罗人经营的小飞机场是一个熙来攘往的热闹地方，充斥着各种语言与声音——世界各地的旅游者赶往这个度假天堂：欧洲人，阿拉伯人，但绝大多数是日本人。布迪曾经告诉过我，日本人把塞班岛当做战争纪念馆与蜜月旅行胜地的混合体。
“是啊，他们正在买回在战争中失去的这片乐园小岛，”他在飞机上曾对我说，“每次一小块。”
事先安排好的福特篷车在等候着我们，我们把手提箱、摄影器材与录音设备——它们放在轻便耐用的飞行用箱子里——装到车后。那两个摄影师也来自达拉斯，菲尔是一个相貌清秀的家伙，有自己的影视制造公司，通过给我们的这次访问弄来了证件而成为布迪的合伙人；斯蒂夫是一个瘦弱的留着胡子的长头发男孩，起初我把他当成障皮士，后来才知道他是越战中的老兵——他们两个都对摄影技术很在行。
从机场出来的公路两侧，还看得到日本人修建的机关枪混凝土掩体；鲜红的械叶瓶术盛开在碎石铺设的海滨大路旁，在“西丑坎”当年驱车领我参观这个小岛时，这条路还只是一条尘土飞扬的土路。现在，汽车的数量已经超过了自行车，但仍有很多人乘坐着后一种交通工具，上面还经常载着日本游客。
我们经过了几个当年的土著村落，现在它们已变成了一座现代化小镇——查兰·卡诺，银行、邮局、商业区，木结构的房屋与带铁皮屋顶的小房子，这一切都非常像旧日的戈瑞潘城—一还有苏苏皮，这座小城里驻有陆军。我们在一座名叫阳光酒馆的汽车旅馆前停下车，旅馆后面是一座高中棒球场。
“现在，我猜你可能会认为我是一个吝啬鬼，”布迪说。我们正在把行李从车上卸下来，搬进那座看起来像是阿肯色州的脱衣舞俱乐部的汽车旅馆，“但是如果我们住进戈瑞潘市中的那些新建的旅游大厦里，我们也许会在同当地人说话时惹麻烦。”
阳光酒馆有一个独立的饭店，我们可以在那里坐下来，一边喝咖啡，一边就查莫罗人的话题无所顾忌地交谈。
“我不喜欢住在这里，”我说，“但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我同意你的看法。在我们住在岛上的这段日子里，你介意我到戈瑞潘市里兜一圈吗？”
“一点儿也不，”布迪轻轻地笑起来，“急着去重游旧地？”
“我想是‘重游故地’。”
“在德克萨斯州人们不这么说。”
戈瑞潘市没有改变，它是完全随风而逝了。这座新城，这座也叫做戈瑞潘的新城，甚至与旧城不在同一位置，它的位置更靠南些。密克罗海滨沿岸矗立起许多观光旅馆。布迪带我去糖业大王公园，马特修·哈瑞吉男爵雕像所在的那个公园现在已变成了一座小植物园。但是，陈列在棕榈书与械叶瓶木之间的——深受日本孩子喜爱的——却是一个红白相间的火车头，静静地卧在曾经环绕塞班岛的铁轨的残段上。这个火车头可能就是很久以前我在坦那帕哥港口看见的那个。
“这座雕像是历经战火却得以保存下来的早先戈瑞潘城的遗物之一。”布迪对我说，他的摄影小组正在附近拍摄着公园的景色。
“这个男爵的左侧太阳穴上好像有个弹孔。”我一边说，一边又走近看了一眼。
“是的，在我们驻军岛上时，我们曾用它当靶子练射击……只有两座属于旧戈瑞潘城的建筑物依然挺立——如果‘挺立’一词用的没错。”他用下巴向街道另一侧一点，在茂密的草场上透迤着一道旧医院的围墙，“那是老帝国医院……离那儿不远，是老戈瑞潘监狱，都被野草覆盖住了。我们应该到那里拍些照片。”
“我就不去了。”我说。
他惊讶地皱起了眉头，“你不想同我们一起到监狱去看看？”
“如果你不介意，是的。”
“好吧，那么我们改天再去，反正我们要同萨美·慕尼兹见上一面。”
萨美·慕尼兹在阳光酒馆的咖啡室里同我们会了面，他是社区的成员之一，也是密克罗尼西亚议会代表成员，此前很多次，他阻止了那些来岛上调查埃尔哈特之谜的探险者。
但布迪·布什是一个善于钻营的家伙，到塞班岛来了三次之后，他交了一大群朋友，当地汽车经销商的头领——他为我们提供的篷车——为我们安排了与慕尼兹的会面。慕尼兹是一个结实但并不强壮的查莫罗人，三十中旬，雞蛋形状的脑袋上有一张略显忧郁的脸。
“你曾在这儿的军队里服过役？”慕尼兹问布迪，他戴着一副太阳镜，穿着黄绿色相间的热带风格运动衫和一条蓝色短褲，“在战争时期吗？”
只有布迪、慕尼兹和我坐在咖啡室里，两名摄影师没有来。布迪与慕尼兹喝着咖啡，但天气———八十度左右，如果不这么闷热，简直可算是天堂——使我只能喝可乐。
“是的，”布迪说，“在海军陆战队。”
“你也是吗？”慕尼兹问我。
“我也在海军陆战队服过役，”我说，“不过不在这里，在瓜达尔卡纳尔岛。”
“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家伙给我留了一个纪念品。”慕尼兹说，笑容很诡秘。他的英语发音近乎完美，除了一点儿显得呆板的西班牙式轻快的节奏。
“岛上这样的纪念品会有很多。”布迪温和地说。
慕尼兹拍了拍大腿，“我身上的是一块手榴弹碎片，还在我身上。它叫什么名字？”
“榴霰弹。”我说。
慕尼兹微笑着，点了点头，“那个扔榴霰弹的海军陆战队员显得非常不安，他向我们道歉，并親自为我包扎伤口。他原以为我们是日本人……你们美国人对待我们要比日本人好一些。”
“慕尼兹先生……”布迪说。
“萨美，我所有的朋友都叫我萨美。”
“好的，萨美，我想你知道，我们到这里是来调查艾米莉·埃尔哈特与她的领航员弗莱德·努南的下落的。很多像我这样的人来过这里，你们的很多岛民都有着不同的故事……但是，每一个看起来都像是……，二手货，我们需要目击者。”
慕尼兹叹了口气，沉思了半天时间，然后说：“布什先生……”
“布迪。”
“布迪，我能够找到这样的人同你们交谈，但只是怕有些人不愿意谈，你搅起了塞班岛人对可怕的往事的回忆，岛上的每一个家庭几乎都在日本人占领期间失去过親人。上百年来我们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以求逃脱惩罚，逃避报复。挺身而出，在公众面前做证，即使是现在，也是一件自找麻烦的事。”
“来自日本人的麻烦？”
他点了点头，“他们开始再次统治我们这座岛了——用另一种方式，那些冲撞他们的人会倒霉。而且，在战争期间，本地还有一个由查莫罗人组成的土著警察势力，专门为日本人效力，那些恶棍们折磨、拷打他们自己的同胞，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还活着。”
“像杰苏斯·萨伯兰？”我问。
慕尼兹很惊讶我居然知道这个名字，他眨了一下眼睛，说：“是的。”
“我听说很久以前他被人开枪打死了。”我说。
布迪瞪大了眼睛盯着我。
“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可怕的原因之一，”慕尼兹说，“那些枪并没有要他的命……是的，他仍然活着，并且比十条毒蛇更邪恶。”
“他现在做什么？”我问。
“在废品收购公司。”
“沿街收购废品？”
“不！他在原水上飞机基地的旧址上开了一家旧货堆放、分类与出售的公司，他雇用查莫罗人收集废金属——丛林里到处都是战争的遗骸——把它们卖给日本人。”
那么说，这个“占哥凯丑”是一个破烂王了。
“他住在查兰·卡诺城外的一幢漂亮的小房子里，”慕尼兹说，“他喜欢独居。”
“他喜欢钱吗？”
“那是他最大的爱好，你对这个男人感兴趣吗，黑勒先生？”
“叫我内特，萨美。我只是听说他知道很多关于艾米莉·埃尔哈特与弗莱德·努南的事。”
慕尼兹兴致勃勃地点点头，“他们说他比岛上任何一个人知道得都要多，以前，他曾主动提出要谈论这些事。”
这对布迪显然是个新闻，“我从未与他交谈过。”
“其他人同他谈过，弗莱德·高尔纳，葛维斯少校，但没有人付过杰苏斯索要的价钱”
我喝了一口可乐，“你能给我们安排一次会见吗？”
“他不会同时会见一个以上的人，曾经有一次，几个男人袭击了他——一个在二战期间居住在戈瑞潘城的调查者同几个关岛警察。”
“啊，他害怕了。”
“是的。”
“好吧，”我轻快地说，“布什先生想去看看那座监狱，而我没有兴趣。也许你可以安排我同萨伯兰先生见一面，当你与布迪还有他的摄影师参观旧监狱的时候。”
看起来大家都同意了这个建议。我们还需要另外一辆汽车，但布迪说那不成问题，他可以给他汽车经销商朋友打电话。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我们同慕尼兹提供给我们的查莫罗人逐一会面，我们同他们在阳光酒吧的咖啡室里做非正式的交谈，谈得好的就被邀请到摄影机前。我们花了两天的时间做采访前的准备工作，并在糖业大王公园里拍摄了一些镜头作为背景。
两个来自圣洛村的农民给我们讲述了同一个故事，他们曾在坦那帕哥港口看见过一男一女两名飞行员，后来又在戈瑞潘城见到了他们；一位退休的牙医没有见过那两个白人飞行员，但他在给日本军官出诊的时候，听他们谈论过被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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