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生不得是苏州人为憾，也以不能归老葑溪、灵岩山下作好墓地为恨，喜的是十多年来有了《苏州杂志》，得以寄托我于苏州的梦思为幸，陆陆续续，写了许多回忆苏台的文章，现今实在再没有什么可说可写的了。略感遗憾的是《苏州杂志》上十年所载佳作，竟罕有道及百年前之苏州情事，颇为觖望。在二十世纪垂尽，新的世纪将临，看到苏州建设的画面，下个世纪的苏州，一定是个与世纪同步的崭新的苏州。但对于十九世纪的苏州，更萦我的梦思，这个我未历的苏州，只好求之于昔贤的著述矣。
偶然检得《钏影楼回忆录》及《续编》各一册，是包天笑先生所著，两书多近八百面，仅两宵读毕，有如对故人之感受，因为包先生的回忆录我于几十年前早已在报刊上看过，现在的香港刊本恐怕是他暮年续写的补订本，《续编》中都是他离去大陆就养台湾、最后终于香港的事迹。我有兴趣的，则限于他早年在苏州的一段回忆，而且本文要写的也只限于此一阶段及有关包先生的一些琐事，不涉后来。
包天笑出生于1876年，1973年捐馆于香港，存世几乎近百年，他于1876年到1906年的三十年中，除了最后二年在山东青州办学，其间时到上海工作之外，全是在苏州过的，孩提之外，至少有二十年的回忆是十九世纪后期的苏州，这便是我所最慾知的时代。
1906年为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前此二年甲辰，清廷已废除了科举，这对苏州士人打击极大。原来苏州一郡，科第最盛，读书人的唯一出路便是科举，视取功名利禄如拾草芥，一旦失去了这个门路，便得另求途径；到了辛亥革命之后，连另一游幕的门路也被阻塞，所以只得远渡东瀛学习法政，或到上海十里洋场去当报馆编辑、记者，再不然只好仗着一枝笔，从事于写作小说。
包天笑虽然进过学，是一名秀才，好像不曾到南京去应过乡试，这个原因，我难于索解，像他这样的才学，中一个举人应该并不很难，或许那时年龄还轻，并不急急于此，不料科举一废，便青云路断。
到十里洋场当编辑和写作，改变他后大半生的命运，使他成为鸳鸯蝴蝶派的开山人物。论鸳蝴派的开创人，应该是他的大同乡徐枕亚，但徐枕亚全是旧式文人，写的卿卿我我，还是老掉牙的文字。所以鸳蝴派的宗师应为包天笑，他在那时实在可算是个新派人物，到过日本，通晓英、日文字，还能翻译，能够用白话创作。
鸳鸯蝴蝶派在解放以后，有人专门加以研究，出了专书，其中有魏绍昌、吴承惠（秦绿枝）、刘文昭三位，都是我的稔友，亡友刘文昭对此致力尤深，惜乎其名不彰。不过我认识包天笑，倒并非由于三位的介绍，而是在四十年代的初期，那时上海沦陷敌手，大家无事可做，便常举行一个并无组织的文酒之会，参与者都是避地上海的东南文人，地点在静安寺路上的康乐酒家，现在已拆去改建上海美术馆，与会的年事都很高，名位也甚隆，二三十人中记得有丁福保、冒广生、马公愚、吴湖帆、龚照瑗等等年近古稀的老人，包天笑也在其列。我和包天笑便是在聚会时认识的，那时他已六十六七高龄，我比他要小整整四十岁，连" 忘年之交" 也说不上，只是对他视为长辈备极恭敬而已。他却不耻下交，还时常到我办事的地方来谈天，时间一长，我便口没遮拦起来，要对他开玩笑了。现在想来，后生小子，对一位尊长用他的姓名开玩笑，实在太没礼貌。我对他说：" 包先生，您有一位英朋友，是世界级的大文豪，叫做萧伯纳，其实他应该是您的兄弟行。因为萧伯纳的英文本名是bernard shaw，照一般译法，shaw不能放在前面，而应是” 伯纳萧” ，而” 伯纳萧” 也可以译成汉字” 包你笑” ，那不是和您” 包天笑” 成为兄弟行么？" 包先生听了不但不以为忤，反而哈哈大笑，说以后要攀附这位爱尔兰的世界级大文豪以自豪了。
最后和他一次见面是他使我颇不愉快的事：他到我来闲谈，见到案头一本新书，他一见书名便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此书是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黄虽是个罪该万死的大坏蛋，但书是喧腾人口的，北方在他死后五年出版，但销到上海来只有区区二十本，而且不公开出售，我辗转托友人抢到了一部，还不曾翻阅，便先给包老先生看到，连声说要借给他先睹为快。我心里老大不愿意，但碍于这位老前辈的面子，不好当面打回票，只好说自己尚未看过，要借，必须限期归还，他便挟着书走了。谁知一借几个月不还，半载一年也音信渺然，我多次写信到金神父路金谷村他的寓所索取，连回信也不给一封。后来实在忍不住了，便登门去坐索。那时已是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不料金谷村已是金屋楼空，询问邻居，说包先生早已迁居台湾了。此事我真是耿耿在怀，一直要到八十年代上海书店重印此书，公开发售，才消了心头之恨。
包天笑之迁居台湾，并不是像后来民人物的逃亡，而是" 板舆迎养".包先生好福气，他有个儿子叫可永，学工程的，日本投降后，台湾回归祖，第一任台湾省的行政长官是陈公洽（仪），他带了两位助手到台湾去接收，一个是办航运的招商局总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