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家饭店的掌柜，素来是男人的职业，但娘儿们也占有一席之地，其自四川成都的卓文君始。
卖酒也便是压酒，杜工部诗“吴姬压酒劝客尝”，大致那时出卖的酒是新酿的酒，当中须要经过一道压的工序，立即使酒液流出供客。不过杜甫说的是江南佳丽，而卓文君却是道地的川子，有些不同的。
因此想起久已绝响的酒家女掌柜。抗战时期的上海“孤岛”突然又盛行起女掌柜来。那时“孤岛”人多，市面繁荣，小酒家小饭店如雨后春笋，家庭妇女们也不甘寂寞，纷纷开设家庭酒家，当然规模不会大，有的还利用家中余屋开设，自任掌柜，其中最早的一家，便是锦江饭店。
“八一三”淞沪抗战，到十一月十二日中军队撤出上海，不久锦江饭店即在大世界畔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开张，掌柜的即是卓文君的同乡董竹君。初设时格局真是奇小，仅两开间门面，楼上却有许多仅容一个桌面的小间。董竹君是位传奇的人物，其身世和画家潘玉良及张伯驹夫人潘素相似，颇具才华，又擅交际，和上海新闻界很熟，在未开张前已广为宣传，更有一件使上海人惊奇的是出现了上海人从未使用过的一次竹筷，竟使上海人竞以一尝为快。
开张的一晚，我正和一位旧友相逢，便约他到锦江随喜。我请朋友点菜，他非常客气，不肯点高贵的菜肴，只拣便宜的菜，一是雪菜冬笋，一是干烧鲫鱼。那时币制尚未贬值，结账上来，光此两菜，便须费十多元，差不多是一席翅席的价钱，我觉得必有错误，向掌柜询质，回答是并不错，他们的定价是按成都市上价格标价的，天府之鱼是罕物，冬笋也是初上市的珍品，不能以上海的市价来衡量。我无话可说。
锦江以后自然改变了这种不合理的定价，生意日益兴隆，营业地方实在太狭，便向西发展，在法花园的北侧华龙路（今雁荡路）开设分店，以设置隔离的鸳鸯座作为号召，果然青年男女趋之若鹜，生意鼎盛，扬名一时。
记得建后有一位领导同志说过，凡是过去曾给的工作有过帮助的人，决不会忘记他们的好。果然此语并未食言，上海解放不久，锦江首先公私合营，迁入当时长乐路华懋大楼，董竹君被任为负责人并兼任上海市饮食公司的副主任。
我和董竹君并不熟识，但认得她的一位姓夏的女儿。她在好莱坞学习电影摄影技术，那时天然彩电影在中还刚起步，她回省带了器械来，我便请她为我工作的工厂拍摄彩纪录片，此成为广告业的创举。不久她回美，也就没再通讯了。
最近电视台播放有关董竹君的连续集，我只听说而不曾观看，片中说董竹君的丈夫是四川的督军，那是不对的，夏先生仅是川军一个师长，不能算大军阀。
和锦江并美的是梅龙镇酒家。它的女掌柜叫吴湄，是《时报》名记者陈万里的夫人，陈到西南边陲去采访，写《西行艳异记》按日刊载《时报》，不幸在瘴蛮之乡失踪，未曾生还，吴湄成为未亡人。她在南京西路静安别墅开设一家酒家，由威海路出入。我一位印刷所朋友的女友在做会计，离我工作地方不远，便由朋友介绍每天中午去吃客饭，价廉物美，因而认识了吴湄。她交游甚广，家住南昌路，座客常满，犹似法的文艺沙龙。她和董竹君相似，也以幽静的小间供共产人开会之用，所以解放后梅龙镇的发展及吴湄的地位是和董竹君完全相同的。
梅龙镇由小变大，是经过连续两次失火而越烧越旺，最后在南京西路上站定脚跟，至今老店还在重华新村内，分店却遍设全市了。
第三家便是洁而精，最先设在旧法租界贝勒路或萨坡赛路的一条里弄内，也是一位女掌柜主持，卖的是贵州菜，这在上海是独一无二的，最著名的菜是一味酸辣汤，以豆腐加鸭血烧的，只卖二三毛钱，仅此加饭便可饱餐一顿。现在也由政府照顾，仍屹立在雁荡路南昌路转角上，规模大多了。但我询问服务员，则早已不卖黔菜而以川菜为号召，对贵州菜一无所知。
最后一家则是九如，卖的是湖南菜，但不甚辣，跟柳林路上那家老湘菜馆相去甚远，其掌柜也是位女的，但她可不是湖湘人士而是本地著名世家，她的交游也很广，多文艺界中人，所以那时多种小报都刊载九如生意鼎盛的情况，很为热闹。九如地最闹猛的南京路六合路角上，建筑却十分陈旧，现在早已拆除新建大楼，而女掌柜因解放后另有高就，便和九如一起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