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后，现在我来谈谈在一切辩论和一切疑虑中也常常发生的另一个政治问题，这就是关于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的问题，同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达成协议的问题。
你们在报纸上大概看到过社会革命党人沃尔斯基的名字，也许还看到过另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斯维亚季茨基的名字，他们近来也在《消息报》上写文章，发表自己的宣言，认为自己恰恰是别人无法指责他们参与高尔察克叛乱的社会革命党人，因为他们离开了高尔察克，吃过高尔察克的苦头，他们靠拢我们，帮助我们反对高尔察克。这是事实。但是，请你们仔细看看这些公民们的议论，仔细看看他们是怎样估价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同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或达成协议的问题的。在我们的肃反当局抄获了他们所写的东西以后，为了正确判断他们同高尔察克叛乱的关系，我曾经看过他们的文件，了解了一下他们的言论。这无疑是社会革命党人中两位较好的人物。在他们所写的东西中，我看到了这样的话：“恕我直言，有人等待我们悔悟，认为我们将要悔悟。我们不会悔悟什么的，永远不会！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同协约国、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达成协议。而你们布尔什维克呢，难道你们没有同德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吗？那布列斯特和约又是什么呢？难道布列斯特和约不是同帝国主义达成的协议吗？你们同德帝国主义在布列斯特达成协议，我们同法帝国主义达成协议，——我们彼此彼此，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
当我想起我所提到的两家报纸时，当我要把从庸人的谈话中得到的印象加以总结时，我总是碰到我在上述两人及其同道者的文件中所发现的那种言论。你们也一定会常常碰到这种言论。这是一种不能置之不理的基本的政治言论。因此，我请你们分析分析这种言论，并从理论上加以考虑。这种言论有什么作用呢？究竟是他们对呢还是我们对？他们说：“我们这些民主派，社会党人，曾同协约国结成同盟，你们则同威廉结成同盟，缔结了布列斯特和约，——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互相责备的，我们彼此彼此。”我们说：谁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表明自己同协约国达成协议来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谁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尽管他们千万次地否认这一点，尽管他们本人离开了高尔察克并向全体人民声明他们反对高尔察克，但是从他们的老根来看，从他们的言论和行为的全部内容和所起的作用来看，他们仍然是高尔察克分子。谁对呢？这是革命的基本问题，应当加以考虑。
为了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让我来打个比方，这次不是拿一个革命家而是拿一个普通人来打比方。假定一群匪徒包围了你的汽车，把手枪对准你的脑袋。假定你就把金钱和武器交给了匪徒，让他们把汽车开走。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把金钱和武器交给了匪徒，这是事实。现在假定另外一位公民把武器和金钱交给了匪徒，而目的是为了入伙，和这些匪徒一起抢劫和平的公民。
两种场合都是达成了协议。至于协议是不是记载下来了，是不是讲出来了，这是无关紧要的。一种情况是一个人默默地把自己的手枪、武器和金钱交出来。协议的内容是很清楚的。他对匪徒说：“我把手枪、武器和金钱给你，你让我结束这次同你的幸遇吧”(笑声)，协议达成了。也可能有另一种情况：一个人默默地达成协议，把武器和金钱交给匪徒，目的是为了能同他们一起抢劫别人，然后自己分得一部分赃物。这也是一种默默地达成的协议。
我问你们，难道能找到一个识文断字的人会区别不了这两种协议吗？你们一定会说，如果真能找到，那大概也是个白痴，因为他不能区别这两种协议，他说：“你把武器和金钱交给了匪徒，那你就不要再怪谁有强盗行为；既然如此，你有什么权利怪别人有强盗行为呢？”如果你们遇到这样一个识文断字的人，你们一定会认为，或者1000人中至少有999人会认为，他是一个神经失常的人，同这样一个人不仅不能谈政治问题，甚至也不能谈刑事问题。 我现在请你们从这个例子进而把布列斯特和约和同协约国达成的协议比较一下。布列斯特和约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难道不是那些反对我们的匪徒在我们真诚提议媾和、要各国人民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的时候所施加的暴力吗？如果我们要先去推翻德国资产阶级，那是可笑的！我们向全世界揭露了这个条约，指出它是最富有掠夺性和强盗性的条约，斥责了它，甚至拒绝立即签订这个和约，指望得到德国工人的帮助。当暴徒把手枪对准我们的太阳穴时，我们说：请把武器和金钱拿去吧，我们以后再用别的方法同你们算帐。我们知道德帝国主义还有另外一个敌人，那就是德国工人，只有瞎了眼睛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能不能把我们同帝国主义达成的这个协议和民主派、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些称号愈激进就愈响亮)同协约国达成的对付本国工人的协议相提并论呢？要知道，这个问题过去是这样摆着，现在也是这样摆着的。要知道，现在还侨居欧洲的那一部分最有影响的全欧洲闻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至今还同协约国订有协议。这种协议是不是签了字，我不知道，大概没有签字，聪明人干这些事是会不声不响的。但是，既然人家把他们捧出来，发给他们护照，用电报向全世界发出消息，说今天发表演说的是阿克雪里罗得，明天是萨文柯夫或阿夫克森齐?耶夫，后天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那就很清楚，这种协议是有的。虽然这是默契，难道这就不是协议吗？难道这种同帝国主义达成的协议也和我们的一样吗？表面上是一样的，正如一个人把武器和金钱交给匪徒，从表面上看，是和任何类似行为一样的，如果不管其目的和性质如何，不管是何情况，不管我把金钱和武器交给匪徒是为的什么，是我受匪徒袭击，不把手枪交给他们就要被打死，因而我把手枪和金钱交给他们以求解脱呢，还是我明明知道匪徒们要去行劫而想同他们分赃呢。
“当然，我说这就是使俄国摆脱暴徒的专政，我无疑是个民主派，因为我拥护大家都知道的西伯利亚或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民主制，我自然是在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斗争。不该怀疑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如果说我为匪徒们，为英、法、美三国帝国主义者效劳，那我也是为了民主、立宪会议和民权制度的利益呀，是为了使各个劳动阶级团结一致，为了打倒暴徒、篡夺者、布尔什维克呀！”
当然，目的是极其崇高的。但是，一切搞政治的人难道没有听说过，判断政策不是根据声明，而是根据实在的阶级内容？你是在为哪个阶级服务呢？如果你同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那你是不是参与了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呢？
我在《给美国工人的信》中曾顺便指出，在18世纪革命的美国人民争取从英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时，在他们进行解放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最伟大的真正的解放战争之一，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真正的革命战争之一)时，争取解放的伟大的美国革命人民就曾经同当时在美洲、在美国人民家门口拥有殖民地的西班牙和法国帝国主义强盗们达成协议。美国人民同这些强盗结成联盟，击败了英国人，得到了解放。世界上有哪个识文断字的人，你们是否见过有哪个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民主派代表(或者叫什么别的名称，直到孟什维克)，竟敢公开责备美国人民，说他们违背了民主、自由等等原则呢？这样的怪人还没有生出来。可是现在我们这里出现了这样的人物，他们给自己安上了这些称号，甚至自以为应该和我们呆在一个国际里，说布尔什维克建立自己的共产国际，而不愿参加伯尔尼那个老的、美好的、共同的、统一的国际，纯粹是布尔什维克在捣乱，布尔什维克显然是一些捣乱分子！
确实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说：“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你们同威廉达成协议，我们同协约国达成协议，我们彼此彼此！”
我可以断言：假使这些人有起码的政治常识，那他们就是高尔察克分子，不管他们本人怎样否认，不管他们本人怎样厌恶高尔察克叛乱，不管他们本人怎样吃过高尔察克的苦头，甚至已转到我们这方面来了。这些人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因为不能设想他们会不懂得两种协议的差别，一种是在全部革命史上被剥削阶级在同剥削者作斗争中常常被迫达成的协议，一种是我们的那些所谓民主派、所谓“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威信的代表过去和现在所达成的协议。这些人有一部分在昨天，有一部分在今天同国际帝国主义强盗们达成协议，来反对他们所说的本国劳动阶级的一部分。这些人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对他们只能采取象觉悟的革命者对待高尔察克分子的态度，不容许采取任何别的态度。
三
我现在来谈下一个问题。这就是对待一般民主的态度问题。
我已经指出，民主派和社会党人常常以民主为借口替他们所持的与我们相反的政治立场辩解，这是一种最为流行的辩护方式。你们当然都知道，第二国际的思想领袖、至今还是伯尔尼国际的一员的考茨基是欧洲文坛上持这种观点的最坚决的代表人物。他说：“布尔什维克选择了一种违反民主的方法，布尔什维克选择了专政的方法，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对的。”这种论调在所有的出版物和我提到的那两家报纸上经常地千万次地出现过。整个知识界也经常重复这种论调，有时普通百姓也在自己的议论中有意无意地重复这种论调。“民主，这是自由，这是平等，这是由多数人作决定；有什么能高于自由、高于平等、高于多数人的决定呢！既然你们布尔什维克违背了这一点，甚至还无耻地公开说，你们既高于自由平等，又高于多数人的决定，那我们把你们叫作篡夺者和暴徒，请你们不要惊讶，也不要埋怨！”
我们对此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因为我们最希望弄清真相，我们只指望劳动者的先进部分真正认清他们的地位。是的，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在党纲中，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讲，我们决不让自己受自由平等和多数人的意志这类漂亮口号的欺骗，我们要象对待高尔察克的帮凶那样，对待那些把自己称为民主派、纯粹民主和彻底民主的拥护者而又直接或间接地把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的人。
请分析分析看，分析一下是必要的。那些真正纯粹的民主派的罪过是在于他们宣传纯粹民主、维护纯粹民主而反对篡夺者呢，还是在于他们站在有产阶级那边，站在高尔察克那边？
我们先来分析自由。不用说，对于任何革命，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由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口号。可是我们的纲领声明，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我想，你们任何一个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甚至任何一个只要读过一本叙述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的人都会知道：马克思恰恰是把他一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很大一部分著作和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说得天花乱坠的各种边沁分子，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
我们对任何人都说，在事情已经发展到推翻全世界或者至少一个国家的资本权力的时候，在被压迫的劳动阶级彻底打倒资本、彻底消灭商品生产的斗争已提到首位的历史关头，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谁要是大谈一般“自由”，谁要是为了这种自由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就不过是帮助剥削者，谁就是拥护剥削者，因为正象我们在自己的党纲中所直接声明的那样，自由如果不服从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那就是骗人的东西。从纲领的表述方式来看，这也许是多余的，但是从我们的全部宣传和鼓动来看，从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原则来看，这却是最根本的东西。我们很清楚，我们必须同全世界的资本作斗争，我们很清楚，全世界的资本担负过创造自由的任务，它推翻了封建的奴隶制，创造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我们很清楚，这是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步。我们声明，我们根本反对资本主义，既反对共和制资本主义，又反对民主制资本主义，也反对自由资本主义；当然，我们知道，它一定会打着自由的旗号来反对我们。因此我们回答了它。我们认为必须在自己的纲领中给予回答：任何自由，如果它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也许不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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