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之后，星期六的晚上，系里召开全系师生大会。工宣队副队长发表讲话，表情严肃得义愤于色：“我们有的同学，资产阶级占有思想极为严重。严重到什么地步呢？严重到想要住进陈望道先生家中的地步？我倒要问问这个同学，你想要住进陈望道先生家，那么让陈望道先生搬到什么地方去住？
大概你还梦想着住进中南海去吧？这叫野心啊！……”
我回头者了ｈ一眼，他明知我在看他，却装作没有注意到我，一副认真聆听的样子。
我明白了，他那一天是存心“邀”我去“散步”。同时也明白了，他为什么要设这样一个智慧的圈套诓我上钩——因为入学后我和他同时交的“入党申请书”。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退出了这场两个人的“战争”。我实在不想卷入这样一场“战争”。而且认识到，我一旦卷入，他我之间，便无所谓“正义与邪恶”了。况且我也决不是他的对手。从此我再也没有交过一份“思想汇报。”
还有一次，一位党员同学，虔诚之至地对我说：“大梁，你入学前就发表过小说了，以后你得多帮助我啊！”我慌忙回答：“你可别说这样的话！我发表过的那哪叫小说，不过是在《兵团战士报》上以故事形式发表过一两篇好人好事，咱们都一样，要搞创作，都得从头学起……”
我最怕别人提我入学前就发表过小说。提的人越多，提的次数越多，使我感到的压力就越大。入学的第二天，十六名同学聚在一起，与老师们一块开“漫谈会”。一位老师问谁入学前发表过作品，皆默默然。我以为大家是因为彼此陌生而拘束，为了打破僵局，便首先说：“我入学前发表过几篇小小说、小诗、小散文。”老师说：“你的情况我已经知道，其他同学呢？”默默然者们仍默默然。可怜，名曰：“创作专业”，十几名学生，半数以上党员，发表过什么的，除我和一位女生外，竟没有第三个。也就是从入学的第二天，老师们总是不断受到“推行智育第一”的种种指责。而我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所谓走“白专道路”的典型。那位和我一样入学前发表点小文字的女同学，因为是女同学，幸免之。
一位党员同学要求我在写作上帮助他，并未使我感到受宠若惊，反而使我感到意外。
不料那位党员同学一本正经地说：“你别假装谦虚好不好？谦虚过分就是虚伪。”
我见他这么说，又确很虔诚，便回答：“你是党员，你思想觉悟比我高，请你在思想上今后多帮助我。”
不料以后小莫暗暗告诉我，我又被“出卖”了一次，那位党员同学竟向工宣队汇报，说我要与他达成一笔“交易”——我请他帮我解决组织问题，以帮他修改文章为报答。
他们不向老师汇报我什么，因为老师们都挺爱护我。我虽愤怒，但只想再多铭记一次教训，并不愿与之吵翻。随他们去好了。
又过了几天，那党员同学，竟果然拿了一篇什么文章请我帮忙润色文字。其话，其态度，其表情依然那么虔诚之至，那么令人难以拒之。
我的回答颇不文明——“去你媽的！”
中国的“国骂”有时候很叫劲儿。
“你……”他目瞪口呆。
我说：“老子早就不交思想汇报了！你是党员，你会不知道吗？”
他心中有鬼（是否有愧不得而知），退回辅位，钻进蚊帐去了……
自从我打消了争敢入党的念头，觉得自己变得无所畏惧了。而且某些人也确实反过来开始怕我了。我尝到了做人的某种“甜头”。但戒备之心，已成本能。除了小莫，不与任何人过从。暗暗立下与某些人老死不相往来的誓言。
无所畏惧——其实是一种自我感觉。因为我深知，言行不慎，我是会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被“出卖”得更惨的。“出卖”——各种人们之间的各种“出卖”，已不复能用“品德”二字解释，那是那一历史时期的“流行病”。如果放在特种显微镜下分析，每个最渺小的病毒，都带有那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的特征。
所以我本能地认为申·沃克对我是个“危险”的人物。小莫也接到了“留学生办”的“传讯”。
他将我扯到校园内一个僻静的地方，很有些紧张地问：“前天我没对沃克说什么‘过杠’的话吧？”
我肯定地回答：“没有。”
他又问：“也没对你说什么‘过杠’的话吧？”
我摇摇头，用同样肯定的语气回答：“没有？”他顿时出了一口长气。
我问：“就是你说了什么‘过杠’的话，难道还怀疑我出卖你不成？”
他脸红了，说：“你可千万别那么以为啊！我不过是有点神经过敏罢了。申·沃克这个外国佬，今后咱俩都得躲避着点。否则咱俩不定哪天准倒霉！”
我比小莫更明白这一点。
但是沃克自己肯定不明白。
他不过就是想主动与两个中国学生建立友谊，对中国人有所了解而已。在那一历史时期，一位外国人想要真实地了解一个中国人，那只能是一种愿望而已。哪个中国人如果向一位外国人真实地坦露自己头脑中的思想，不是想入狱，就准是个疯子！我和小莫都不愿一脚就从大学校门跨进监狱大门去。我们的神经也没什么毛病。
我们按时来到“留学生办”，“召见”我们的是一位我们不太熟悉的工宣队员。看样子不过是个小角色，却偏要故作出一副大人物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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