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Ι、傅说之贤，亦必为小人所蔽，因卷怀而去耳。自古患朝廷无贤者，以人君不明，好近小人故也。好近小人，则贤人虽欲自达无由矣。”神宗曰：“自古治世，岂能使朝廷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乃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Ι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未几，除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安石既执政，神宗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经术不可施于世务。”神宗曰：“朕察人情，比于卿，有欲造事倾摇者。朕常以吕诲为忠实，毁卿于时事不通；赵、唐介数以言扦塞，惟恐卿进用。卿当立变此风俗，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与知枢密院陈升之同领之。而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继兴矣。
常平仓法，以丰岁谷贱伤农，故增价收粜，使蓄积之家无由抑塞，农夫须令贱籴；凶岁谷贵伤民，故减价出籴，使蓄积之家无由邀勒，贫民须令贵籴。物价常平，公私两利也。安石以常平法为不善，更将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置提举官以督之。古者，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安石以为百姓惟苦差役破产，不惮增税，乃请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向者，役人皆上等户得之，其下等、单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无役，安石乃使之一概输钱，于是赋敛愈重。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货财，以田宅或以金帛为抵当，三人相保则给之，皆出息什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保甲之法，始因戎狄骄傲，侵据汉、唐故地，有征伐开拓之志，故置保甲。乃藉乡村之民，二丁取一，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又令河北、陕西、河东三路，皆五日一教阅，每一丁教阅，一丁供送及诸县弓手，亦皆易以保甲，其保甲习于游惰，不复务农。京东、西两路保甲养马，仍各置提举官，权任比监司。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立赊贷之法，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盐之额，又设措置河北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而天下骚然矣。
自安石变法以来，御史中丞吕诲首论其过失，安石求去位，神宗为出诲。御史刘琦、钱ダ、刘述又交论安石专肆胸臆，轻易宪度，殿中侍御史孙昌龄亦继言，皆坐贬。同知谏院范纯仁亦论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罢谏职。吕公著代吕诲为中丞，亦力请罢条例司并青苗等法，谏官孙觉、李常、胡宗愈，御史张戬、王子韶、陈襄、程颢，皆论安石变法非是，以次罢去。
前宰相韩琦上疏论青苗之害，乞罢诸路提举官，依常平旧法行之。奏至，安石称疾，求分司，神宗不许。时翰林学士司马光当批答，安石指言光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神宗谕安石曰：“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当令吕惠卿谕旨。”翌日，安石入谢。因为神宗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流俗相为轻重。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权者与物相为轻重，虽千钧之物，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是于陛下与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神宗以为然。安石乃视事。
熙宁三年，拜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御史中丞杨绘、御史刘挚陈免役之害坐黜，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皆以忤安石罢，知杂御史谢景温初附安石，亦以不合去。
六年，命知制诰吕惠卿修撰经义，以安石提举，而以子兼同修撰。王韶取熙、河、洮、岷、叠、宕等州，安石率群臣入贺，神宗解玉带赐之，以旌其功。慈圣光献皇后、宣仁圣烈皇后间见神宗，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乱天下。”神宗亦流涕，退，命安石裁损之。安石重为解，乃已。七年，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安石不悦，求避位，遂拜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明年，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三经义》成，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初，吕惠卿为安石所知，骤引至执政，安石去位，惠卿遂叛安石。洎安石再相，苟可以中安石，无不为也。会安石子卒，安石力求去。九年，拜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安石丐奉祠，以使相为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又辞使相，乃以左仆射为观文殿大学士。元丰三年，封特进，改封荆国公。安石退居金陵，始悔恨为吕惠卿所误，每叹曰：“吾昔交游，皆以国事相绝。”意甚自愧也。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薨，年六十六，赠太傅。绍圣初，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廷。崇宁三年，配享文宣王庙。政和三年，封舒王。靖康元年，停文宣王配享，列于从祀；后又罢安石配享神宗庙，而夺其王爵。
初，安石提举修撰经义，训释《诗》、《书》、《周官》，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岁为《字说》二十四卷，学者争传习之，凡以经试于有司，必宗其说，少异辄不中程。先儒传注既尽废，士亦无复自得之学，故当时议者谓：“王氏之患，在好使人同己。”安石又著《日录》七十卷，如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镇、吕诲、苏轼及一时之贤者，重为毁诋，而安石不恤也。
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辨论辄数百言，众皆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馀罢，终神宗世，八年不复召，而恩顾不久衰云。弟安国、安礼，子。臣曰：安石之遇神宗，千载一时也。而不能引君当道，乃以富国强兵为事，摈老成，任新进，黜忠厚，崇浮薄，恶鲠正，乐谀佞，是以廉耻汩丧，风俗败坏。孟子所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岂不然哉？乌！安石之学既行，则奸宄得志，假绍述之主以胁持上下，立朋党之论以禁锢忠良，卒之民愁盗起，夷狄乱华，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悲夫！（王《东都事略》卷七十九）
《临川文集》序古之相其君而成不世之业者，其皆与天下共焉而不以己与者乎？未尝无所立，而泊然其不敢居；不能无所长，而慊然其不敢恃。虚怀夷气，受天下若壑，而其精强转运，尝行于韬光挫锐之中。守此而犹有意外不可尽睹之情挠乎其间，则虽有不韪之名，涉似之迹，犹受而甘之，益外砻其所未融，而内浚其所未至，此非独以求济其事也。君子之道，合天地万物为一体，以己与焉，则阻隘阂隔，不联不贯，而况相天下者，其物情国经，殊才积势，取给于赞决，有非以一己能遍察而独承者，其不敢居焉，且恃道固然也。操瑰玮孤特之行，竣于矜己以收其声，持决督厉之用，必于责人以速其效，是卑处散地效一官者则可尔。据宰相之尊，将奉其君以厘新大业，天下方狃其旧而不吾信，而欲以是道行之，即其雅度夷气，能收其形于外，而潜伏未艾之根，有一毫厕于胸臆，则几微不能自掩，声音笑貌，无以渍灌于物。始而矜，中而胜，终而固争，迨夫情愤惋而词乖激，才易事愤，而天下始不胜其弊矣。矜己而卒于谤，责人而卒于叛，背于道而求济，宜其难矣。
宋荆国王文公尝相神宗，悯日弱之势，睹积弊之时，方欲变法更制，举其主于尧、舜。而公以平生卓绝之行，精博之学，处得君之地，观其注意措手，规局旨趣，三代以来，一人而已。然其时每一法出，则天下皆骇而争，攻击疏分，曾无虚日。比公不安而去，虽其所尝荐引者，皆起而攻之，至谓为邪，而靖康之祸，或归其邮于公。庸常守成，苟以自度，犹得辞其过于后，而公以尧、舜、伊、周之心，卒用为罪，其亦宜公之不服，而天下后世几称过乎？嗟夫，如公者，岂非所谓瑰玮孤特之行，欲胜天下以长，而决督厉之用，欲暴天下以所立者与？公既以其高自处，而视天下莫并己才智，老成咸背而去，去而莫与共吾事者，斯奸人乘间而入。反复排击之馀，法制数易，民眩于听，官易其常，始嚣然索其平和敦庞之气。独程淳公尝有天下事非一家之语，诚深知公所为。病若是，而归基祸之过于公，于情未称，亦抑有由也。公文章根柢六经，而贯彻三才，其体简劲精洁，自名一家。平生展错，无出于使还一书，读之有古人畎亩翻然之志，而后世顾以公相业疑之。然公业所以不就，其失自有在，亦安得而并疑其书也？德安吉阳何先生巡抚江西，悉厘百工，表章往哲，刻公集于抚州，而命沐为序。沐尝从先生得闻天地万物一体之学，辄以此序公文，且用以告后之相天下者。
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吉，赐进士出身亚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参政前奉敕提督江广两省学政刑部郎临海后学王宗沐书。
《绍兴重刊临川文集》叙绍兴重刊《临川集》者，郡人王丞相介父之文，知州事桐庐詹大和甄老所谱而校也。艺祖神武定天下，列圣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挟所长与时而奋。王元之、杨大年笃尚音律，而元献晏公臻其妙。柳仲途志、穆伯长首唱古文，而文忠欧阳公集其成。南丰曾子固，豫章黄鲁直，亦所谓编之乎诗书之册而无愧者也。丞相旦登文忠之门，晚跻元献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鲁直称为不朽。近岁诸贤旧集，其乡郡皆悉刊行，而丞相之文，流布闽浙，顾此郡独因循不暇，而詹子所为奋然成之者也。纸墨既具，久而未出。一日谓客曰：“读书未破万卷，不可妄下雌雄。雠正之难，自非刘向、扬雄莫胜其任。吾今所校本，仍闽浙之故耳，先后失次，讹舛尚多。念少迟之，尽更其失，而虑岁之不我与也，计为之何？”客曰：“不然。皋，苏不世出，天下未尝废律。刘，杨不世出，天下未尝废书。凡吾所为，将以备临川之故事也。以小不备而忘其大不备，士夫披阅，终无时矣。明窗净榻，永昼清风，日思误书，自是一适。若览而不觉其误，孙而不能思，思而不能得，虽刘、杨复生，将如彼何哉？”詹子曰：“善。客其为我志之。”十年五月戊子，豫章黄次山季岑父叙。
《王临川文集》后序邑侯应君云刻荆公集成，余适东探禹穴，窥石梁、雁荡而归，属序其后。呜呼，是文献之所存也。夙志系焉，虽不敏，其何敢辞！惟公文章发于经术，雄伟精深，长雄一代。然其未尝刻，意殆亦无授，视昌黎所志子厚者远矣。乃顾寥落，不得与欧、苏诸集并流天下。抚，虽公桑梓之区而亦无刻焉，岂非世儒疵公相业、横议不明使然耶？
夫公之相业，明道、象山之论公矣，精矣。或疑明道不非新法而訾陆党焉，此与儿童之见何异，然窃尝怪之。公以间世之英，气魄盖世，负伊、周之志，宗孔、孟之学，其不迩声色，不殖货利，难进易退之介，固已信于天下。遇大有为之君，而帅行先王之法意，虽其条理弛张或未尽善，彼其志盖昭然可睹也。然而新法一行，群议鼎沸，一时攻讦成风，至诋为奸邪，其故何哉？圣道绝而学术裂也。夫圣人，是非之准也。春秋贤卿大夫，其见称于孔子者不少矣，而独多管仲之功，曰：“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及其摄相，未几而诛乱政大夫勤帅后阝费，岂群情之所趋哉！彼亦睿圣独见治乱之原耳。况夷狄之逼中国，岂鲁三都比耶？乃有洞见乱原，以先王之道匡天下，而不为管仲者，非夫子之所与哉！世丧道千有馀年，非实得其他坠绪如濂溪、明道者，固难优于春秋贤卿大夫，至其束私见而挛故习，虽贤者不免焉，则是非之谬于圣人久矣。何者？见有所囿则蔽于睹远，意有所诧则乐于党同，其势然也。
昔充国平羌之策，裴度伐蔡之议，此特一事耳，自其成而观之，虽庸人无疑也。而其始，举朝异之，况大取天下之弊法而更张之者哉！宋之中叶，国势浸弱，民志不振，夷狄交侵，辽夏为急，犹人痈疽并发于肩臂而神力俱疲，咸以其无甚作楚，因谓之安。公既洞见天下之势，逆知夷狄之祸，而独忧之。故每启昭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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