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则前此陕西一路，已翕然称便矣。然则青苗钱之放，乃所以救常平之失，而修耕敛补助之政也。
古者民多则国强，民少则国弱，兵无非民故也。宋自雍熙、端拱以来，西北多事，朝廷争言募兵。既募征行之兵，又募力役之兵，大率非游手之徒，则亡命之辈。于是始聚百万之兵而仰食于县官，非如汉、唐之初，有事则擐甲胄以蹈行陈，无事则服田积谷以广军储。冗而无制，则老弱参半，而不堪战斗；聚而不散，则偃蹇骄隋，而易于为乱。而上下以为得计，方且尽用衰世刻之术，剥吾民以之。及不可用，则又为之俯首以事骄虏，而使此辈自安于营伍之中。况是时京东、京西、淮南诸路剧盗，如王伦、张海辈，肆意横行，建旗鸣鼓，官吏逢迎入城，与之宴饮，虽有番戍之兵，如入无人之境。兵制之坏，莫甚于此。此公保甲之法所由行也。其要在于训练齐民，使皆可战，稍复府兵之旧，以减募兵纾民力。当时，苏东坡极言养兵之害，而欲训练州县之土兵，以省禁兵，意亦如此。然必畿甸就绪，乃以渐推之于天下，始但隶于司农，以捕盗贼相保任，继乃肄习武事，定其赏罚，而隶于兵部，其政令一听于枢密。盖公所以计之者审矣。
民情莫不欲富，亦莫不欲逸也。宋到中叶，役法大坏，产破家亡，视为常事，而衙前州役为甚。韩绛则言，民有父自经死，冀免其子，逐嫁祖母，与母析居，以图避免者。司马公则言，自置乡户衙前以来，民益困乏，不敢营生，多种一桑，多置一牛，畜二年之粮，藏十疋之帛，则已目为富户，抉充衙前。吴充则言，乡役之中，衙前为重，至有家赀已竭，而逋负未除，子孙既没，而邻保尤逮，田地不敢多耕、骨肉不敢义聚者。然则当役之家，出钱以雇役，坊郭、女户、品官之家，敛钱以助役，官又为之卖坊场、给闲田以充雇直，固先王致民财以禄庶人在官之意也。况公之为是法也，曷示一月，民无异词，乃著为令。令下之日，物情大快，于是始行诸天下，而亦各从其便以为法。此则雇役法之大略也。诸路上供，岁有定数。年有丰凶，故出办有难易；道有远近，故劳费有多寡。典领之官，专务取赢，内外不相知，饶乏不相补，四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徒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而农民重困，国用无馀，于是均输之法行焉。
先王之于商也，未尝不欲抑之以惩游末，亦未尝不欲厚之以通货贿。其于民也，固尝补助于耕敛之时，又欲周给于祭祀丧纪困迫之日，此《周官》泉府之法所以为厚也。今虽万室之邑，然货之滞而不售，民之欲赊且贷者，已不赀矣，而况都会之地哉？公之所以创为市易之法者，固将抑兼并以厚商贾，备经制以利民用，而必量取一分二分之息者，亦欲其仁可继尔。
诸监既废，赋牧地以佐刍粟，诸兵骑战，仰给市马，而义勇保甲之马，复从官给。番部养马，既不常行，各边市马，又患不足。此户马保马之法所由以行也。然户马则蠲科赋，保马则蠲征役，而马又皆从官级也，藉使犹或少厉于民，则亦斟酌修改之而已。国固可使乏马，马顾可使独在边番，而成周丘甸所出之马，岂皆官养之邪？若夫熙河一带，西控吐番，东蔽泾、凉，夏人右臂，实维兹地。若使彼间而取之，则岂惟延一路不解甲哉？将秦陇复受兵矣。而西域之不可通无论也，此公所以锐意于王韶之策欤？
宋之于北虏，虽惭于纳赂，亦怯于用兵。惟怯故彼得肆无厌之求，惟惭故此常怀愤恨之意。然既不能攻之以雪其惭，则亦骄之以图其后，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骄之，而睢盱以幸目前之安者。此公所以割地畀辽，且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也。他如销并军营，修复水利，罢诗赋，颁经义，与夫方田之法之类，虽若纷然并出于一时，然君以尧、舜其民之心坚主之于上，臣以尧、舜其君之心力赞之于下，要皆以为天下而非私己也。诸臣若能原其心以议其法，因其得以救其失，推广以究未明之义，损益以矫偏胜之情，务在协心一德，博求贤才，以行新法，宋室未必不尚有利也。
而乃一令方下，一谤随之，今日哄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哗然而议者新法也。台谏借此以贾敢言之名，公卿借此以徼恤民之誉。远方下吏，随声附和，以自托于廷臣之党，而政事之堂，几为交恶之地。且当是时，下则未有不逞之民指新法以为倡乱之端，远则未有二虏之使因新法而出不逊之语，而缙绅之士，先自交构横溃，汹汹如狂，人挟胜心，牢不可破。祖宗之法，概以为善，其果皆善乎？新创之法，概诋为恶，其果皆恶乎？抑其为议，有一人之口而自相抵牾，如苏颖滨尝言官自借贷之便，而乃力诋青苗钱之非；司马公在英宗时，尝言农民租税之外当无所与，衙前当募民为之，而乃力诋雇役之非；苏东坡尝言不取灵武则无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则契丹之强未有艾，而乃力诋熙河之役之非；又如已非雇役不可行，而他日又力争雇役不可罢之类是也。有事体相类，自来行之则以为是，公行之则以为非。如河北弓箭社实与保甲相表里，苏东坡请增修社约，并加存恤，而独深恶保甲法之类是也；青苗钱之放，专为资业贫民，不使富民乘急以邀倍称之息，司马、韩、欧诸公既极言此钱不可放，则亦求所以抑兼并而振贫弱可也，乃徒讼此之非利，而不顾彼之为害，何邪？苏东坡论雇役，至谓士夫宣力之馀，亦欲取乐，若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似此之类，既非真知是非之定论，亦非曲尽利害之︳谟，宜公概谓流俗，而主之益坚，行之益力也，一时议论，既如此矣，而左右记注之官，异时纪载之笔，又皆务为巧诋，至或离析文义，单摭数语而张皇之。如三不足之说，公之所以告君者何尝如是也，然则当时所以攻新法者，非实攻新法也，恶公而半反其法尔。
昔者桓公举夷吾于士师，而委之以国。夷吾乃为之作内政，兴盐策，委币以敛州县之谷，守准以御轻重之权，举齐国之政而更张其太半，且曰：“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桓公卒赖其计以成九合之功。子产之相郑也，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作丘赋，制参辟，铸刑书，举郑国之政而更张其太半。虽国人孰杀子产之谣，叔向将亡多制之书，士文伯“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不火何为”，又六月火现而郑果灾之先见明验，亦锐然行之，而无所疑畏，卒之郑赖以安，虽晋楚之强，莫能加焉。又其下如卫鞅之于孝公，尽取秦法而更为之，尽取秦民而束缚驰骤之。虽甘龙辨说之烦，秦民言令不便者以千数，而鞅终不为沮，卒之国内大治，诸侯重足屏息，争西向而割地。彼数子，诸侯之贵臣尔，然皆以其计数之审，果敢坚忍，大得逞于其国。
而公以世不常有之材，当四海为家之日，君臣相契，有如鱼水，乃顾落落如彼者，时势异而冒忌众故也。夫国内多故，四竟多敌，譬彼舟流，不知所届，惟才与智，众必归之，此管仲诸人所以得志也。宋之治体，本涉优柔，真、仁而降，此风浸盛。士大夫竞以含糊为宽厚，因循为老成，又或高谈雅望，不肯破觚解挛以就功名。而其小人晏然如终岁在闲之马，虽或萏豆不足，一旦圉人剪拂而烧剔之，必将然蹄而然啮。当此时，而欲顿改前辙，以行新法，无惑乎其骇且谤矣。公之所以不俚于口者此也。贾谊年少美才，疏远之臣，慨然欲为国家改制立法。当时绛、灌之徒，虽害之，而未至若是之甚者，以谊未尝得政，而文帝直以众人待之也。公令问广誉倾一世，既已为人所忌，加以南人骤贵，父子兄弟，蝉联禁近，神宗又动以圣人目之，而寄以心膂。及横议蜂起，公又悍然以身任天下之怨，力与之抗而不顾，公之所以不俚于口者此也。古人自修身正家以至治国平天下，莫不有法，而懿德善道，实行于其间，未有舍法度而可以为仁义者也。或乃谓公不务其本而专事法度，然则孟子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说非邪？古者水土初平，即底慎则壤，以制国用。《周官》一书，理财最备，而大《易》明著理财正辞、禁民为非之训，盖古之人未尝讳理财也，后儒始忌讳尔。而或病公专言理财，然则国非其国可耶？宋之儒者，大率据经泥古，尊三代而羞汉、唐，至有欲复井田封建之法者。然亦幸其未试尔，如其试焉，能不如公之丛谤乎？当时一伊川在朝，其事权视公不啻十分之一而已，不胜其丑诋之多，则于公又何言哉？
元丰之末，公既罢相，神宗相继徂落，群议既息，事体亦安。元若能守而不变，循习日久，膏泽自润，孰谓非继述之善也？乃毅然追怼，必欲尽罢熙、丰之法。公以瞑眩之药攻治之于先，司马公又以瞑眩之药溃乱之于后，遂使国论屡摇，民心再扰。夷想常时，言新法可不罢者，当不止于范纯仁、李清臣数子，特史氏排公不已，不欲备存其说尔。不然，哲宗非汉献、晋惠比也，何杨畏一言，而章即相，章一来，而党人尽逐，新法复行哉？悲夫，始也群臣共为一党以抗君，终也君子小人各自为党以求胜，纠纷决裂，费时失事，至于易世而犹不知止。从古以来，如是而不祸且败者，有是理哉！公昔言于仁宗，谓晋武帝因循苟且，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弃礼义，捐法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沦于夷狄者二百馀年。又谓可以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过今日，则恐有无及之悔。由此观之，靖康之祸，公已逆知其然，所以苦心戮力，不畏艰难，不避谤议，而每事必为者，固公旦“天未阴雨，绸缪牖户”之心也。况熙、丰之用章，公为之也。元之用章，亦公为之乎？而古今议者，乃以靖康之祸之狱独归于公，无亦秦人枭に参夷之习未忘乎？名实者，政事之本，治乱之原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诸侯卿大夫之心迹，莫不详其本末，权其轻重，而折诸天，以正名议辟，美恶功罪，不相掩也。夫是以天理明而王法著，礼乐刑政可得而措焉。由公而前，若唐、晋、两汉之世，由公而后，若崇、观、宣、靖、绍兴、开禧之间，大臣之贤不肖可知也。然或幸而得免于司寇之议，或虽议而未尽其罪，或适得本罪而未诛其意。乃公独以体国之忠、救时之志，而蒙众恶皆归之谤，使后世干蛊兴事之臣，戒于覆辙，而妒贤嫉能之辈，引以借口，此吾所以痛悼于千万世名实之不正也。
虽然，公亦不得无罪焉。夫天地之道，浸言以渐也，况于人事哉？而公乃谓论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变革，思爱日之义，又将汲汲于施为，坐此蔽而欲速之，弊不免矣。古者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圣人于《革》之时，必以“巳日乃孚，革言三就”为训。而公乃谓以物役己，则神志有交战之劳，以道徇众，则事功无必成之望，坐此蔽而自用之弊不免矣。当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不能果断，下之人持上太急，而动生谤议。公之意见，偶蔽于此。故于异议之人，概以谗说罢之。然禹、皋吁弗，反以相和，周、召异同，不妨共政。公不以此自勉，而欲以诛罚胜之，岂子产安定国家必大焉先之道邪？公尝谓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而诸臣之才，惟鲧优于治水，故虽妨命圮族，而不能舍鲧。其平昔议论如此，所以不恤众论而用章、吕者，亦曰姑取其才以济吾事尔。然岂有欲求善治而用小人，既用小人而无后悔者邪？数者，公之罪也。虽不无不幸于其间，然律以皇极无有偏党好恶之义，谁能为公讳也？
公之文集凡百卷，邑以公重，故集以地名。自宋以来，文章名家累数十，往往退让下风，而莫敢争列，草庐“日星”“海岳”之喻，盖定论也。夫以公所立之高、所任之大既如彼，其文之不易及又如此，徒以大中未协，偏蔽犹存，不能不竞不纟求不刚不柔，以通天下之志，涣天下之群，故虽遭逢谊辟，而沮挠牵夺之馀，非惟不足以酬其尧、舜君民之志，反以增重异议者之势，使之勇于附和，以抑蔽其君臣相与之至情正义于天下后世。然则后之儒者，其毋以影响未试之学而自许太过也夫？其尚克偏去蔽以为王治之本，而毋以议论胜事实也夫？或曰：“使神宗享国比于殷武，而公之行政得如管仲，将群疑终不亡而事功终无成乎？”予曰：嘻，此予所以重为公既也。此予所知以天之无意于宋也。不然，以彼之君臣，乘崇高富贵之势，而久于其道，乃顾出齐桓、管仲诸人之下耶？是为序。
嘉靖丙午秋八月望日邑后学章衮汝明谨书应云刻书跋荆国文公古诗十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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