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文帝於是從誼計，乃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又《漢書 文三王傳》也有「梁孝王武為代王。四年，徙為淮陽王。十二年，徙梁……居天下高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的記載。據此，是「北界泰山」之梁至漢文帝劉恒十二年才開始出現。今此文言梁與魯皆在泰山之南，足證其所謂梁者，確係指「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而「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之後的「北界泰山」之梁而言，實甚明顯。
第三，本書之成，不得在漢武帝劉徹元鼎二年（前一一五）修昆明池及元鼎六年（前一一一）平定南越以前──《輕重甲》：「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潴），立大舟之都。大舟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十）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者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薔（菑）以水齊。管子有扶（同浮）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薔（菑），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案越於春秋諸國，最為後起。在齊桓公時，尚未通於中國。以後勾踐北上中原，與諸侯爭霸，然距齊桓公之死，已百七十餘年。且為時甚暫，即又寂焉無聞。齊桓公時，安得云「天下之國莫強於越」？這是以漢武帝劉徹修昆明池訓練水軍以平定南越事為背景。史載高后呂雉死，趙佗因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文帝劉恒時，雖經陸賈說令臣服於漢，然至武帝初年，其相呂嘉倔強益甚。是時，漢正與北方匈奴對抗，而南越常為北征軍後顧之憂。劉徹之欲滅南越，實非一朝一夕之故。《史記 平準書》載：「是時粵（越）欲與漢用船角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索隱：「昆明池有豫章館。豫章，地名，以言將出軍於豫章也。」這是元鼎二年（前一一五）的事。至元鼎五年（前一一二），不過三年，劉徹果派伏波將軍路博德等將江淮以南樓船二十萬人（《漢書》作十萬人）與越馳義侯所將巴蜀夜郎之兵齊會番禺。次年（前一一一），遂平定越地以為南海等九郡。今觀此文，有云：「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不就是劉徹欲北伐匈奴而南越常為後顧之憂的反映嗎？「大夫立沼池……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不就是劉徹大修昆明池的反映嗎？其它如「三川」，則是長安涇、渭、汧三川之反映。如「大舟」云云，則是所謂「治樓船，高十餘丈，而旗幟加其上」的反映。如「扶身之士五萬人」，則是路博德等所率江淮以南樓船二十萬人的反映。如「曲菑」則是「番禺」的反映。所不同的，只是把漢人南征，改為越人北犯罷了。
第四，本書之成，不得在王莽居攝三年（公元八）於鎮壓翟義、趙明及西羌等起義軍時大舉封拜及始建國四年（公元一二）立為附城五差之制以前──《揆度篇》云：「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屬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案此處所論，顯然是以王莽居攝三年鎮壓翟義、趙明及西羌等起義軍後大封功臣，和始建國四年立為「附城五差」之制為背景。第一，所謂「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云云，蓋即王莽於鎮壓翟義時，下詔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為列侯及鎮壓趙明、西羌等時，「置酒白虎殿，大封拜……以大小為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見《漢書 翟先進傳》）的反映。第二，所謂「封地十里」，古無此制。《孟子 萬章篇》、《禮記 王制》、董仲舒《春秋繁露 爵國篇》論封建，皆無封地十里之說。《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言：「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不過三十里。」又云：「天子觀於上古，……使諸侯得推恩分封子國邑，……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十餘里。」是歷代事實上亦無有「封地十里」者。至王莽始建國四年立為「附城五差」之制，然後才有所謂「自九以下，降殺以兩，至於一成」的規定。（《漢書 王莽傳》）「降殺以兩」就是說以兩數相減，自九以下而七、而五、而三，以至於一。「至於一成」者，如淳注云：「十里為成。」今此又云「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正是王莽制度之反映。至下文又言「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者，是說賈人利用戰爭所得之盈利，相當於方二十里之封君，這和《史記 貨殖傳》所言「今有無秩祿之俸，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意義是一樣的。
三、全面圍攻
據點既經建立，第二步就可以根據這些據點，向整個埋伏實行全面圍攻。關於本書所用各種例證，確為漢代及王莽時代的實際歷史事實者，除以上各個據點外，其它散見於書中各篇者，為數尚多。把這些偽裝全面揭開，以期露出它的本來面目，我想應該不是沒有意義的工作。茲為便於說明起見，特按照漢代帝王次序分別敘述如後：
甲、屬於漢高祖時代者──
一、賀獻制度的反映──《輕重甲》：「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賀獻」二字，又分見《輕重乙》及《輕重丁》。其制實始於漢。《漢書 高紀》：「十一年二月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可見賀獻即朝獻，而朝獻之有程，實自漢高祖十一年才開始規定的。
二、公葬制度的反映──《揆度》：「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這裏所述，與《漢書 高紀》所載：「八年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槥，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內容完全相同。
乙、屬於文帝時代者──
一、嚴道銅山鑄錢的反映──《山權數》：「湯以莊山之金鑄幣。」案此語又見《輕重戊》篇。《鹽鐵論。力耕篇》亦有此語，惟莊山作嚴山。嚴山即莊山，東漢避明帝諱，故改為嚴山。嚴山就是嚴道山，其山產銅。《史記 佞幸傳》：「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遍天下。」按《明一統志》：「嚴道廢縣，在雅州治東。秦始皇滅楚，徙嚴王之族以實其地，故名。」又《太平御覽》六十六引《蜀記》亦云：「秦滅楚，徙嚴王之族於嚴道。」《括地志》則云：「秦昭王相嚴君疾封於此，故縣有是稱。」是嚴道之得名，不論是由於嚴君疾，或楚莊王，要之皆在戰國末年或秦始皇時，則可確定。至其以嚴道銅山之銅鑄錢，則直至漢文帝時，始由鄧通為之。可證本書之成，決不得在漢文帝賜鄧通銅山以前了！
二、除其田租的反映──《山國軌》有「去其田賦以租其山」的話。它主張「立三等之租於山」，以代替田賦旳收入。《國蓄篇》也認為「以田畝籍，謂之禁耕」。這和《漢書 文紀》二年和十二年，兩次賜天下農民田租之半；十三年，全除田之租稅，用意是完全一樣的。
丙、屬於景帝時代者──
一、珠玉金銀等三等幣制之反映──《國蓄篇》云：「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非有補於暖也，食之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地數》、《揆度》、《輕重乙》等篇所言略同。案以珠玉、黃金及刀布同用為幣，於古無聞。至秦并天下，始行三等貨幣制。《史記 平準書》云：「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書 食貨志》「三等」作「二等」。顏師古曰：「上幣者，二等之中，黃金為上，而錢為下也。」漢興，幣制屢有變更，然大抵皆因秦舊。據「各隨時而輕重無常」一語，則珠玉在秦漢時雖不為幣，而一般人之心理，以其難得，仍甚重視之。其價值與地位，往往遠駕於黃金之上。雖無貨幣之名，而實際則等於最高等之貨幣。故《平準書》即逕云「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事實上，在漢時，珠玉確已取得最高等貨幣之地位。故《漢書 景紀》後三年正月詔云：「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知其終始。」《食貨志》晁錯上疏云：「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貢禹傳》載禹疏亦云：「宜罷採珠玉金銀之官，毋復以為幣。」貢禹此疏，上於漢元帝初元五年，為御史大夫時。可見到了元帝時代，漢朝還是以珠玉金銀為幣的了。本文所論三等幣制，不僅是反映了秦漢時代的實際情形，而且其所謂「三幣握之非有補於暖也，食之非有補於飽也」二語，亦係從上引景帝詔文及晁錯疏文中「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蛻化而來。又「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數語，則與《食貨志》載賈誼疏所謂「上挾銅積，以御輕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羡」一段文字，有抄襲之關係，而它的時代性，也就很顯而易見了！
二、更名諸侯丞相為相的反映──《輕重戊》：「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又云：「代王聞之，告其相曰」；又云：「衡山之君告其相曰」。《輕重己》也說：「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案漢初諸侯王國，皆設有丞相，與中央同。至景帝中五年，始更名諸侯丞相為相。見《史記 景紀》、《漢書 景紀》及《百官公卿表》。楚在春秋戰國時，皆有令尹而無相。衡山為漢所立國。今此文言楚、代、衡山皆有相，則其所謂相，必非「張儀相秦」及「蘇秦並相六國」之相，而為漢景帝中五年所改之相，實甚明顯。
丁、屬於武帝時代者──本書是漢末王莽時代的人討論封建國家統制經濟政策的書，而武帝一代，則是這一政策創造和實行的主要時代。所以書中對於武帝一代的歷史事實之反映，分量也就特別的多。這里僅舉其最顯著的數條於左：
一、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的理財思想之反映──《巨（筴）乘馬》：「管子曰：國器皆資（贍），無籍於民。」籍就是賦斂。這是說不必賦斂於民，而國家所需要的器械都能足用的意思。這類的句子，在本書中不止一見。如：「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乘馬數》），「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國蓄》），「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同上），「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山國軌》），「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同上），「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又）官（管）天財，何求於民」（同上），「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同上），「軍五歲毋籍衣於民」（《地數》），「終身無籍於民」（同上），「五官（管）之數，不籍於民」（《揆度》），「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輕重甲》），「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無籍而用足」（《輕重乙》），「故國八歲而無籍」（《輕重丁》），「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同上）。蓋本書著者正以無籍而用足為其理財之中心思想。故極力主張施行輕重之策，而不主張直接向人民進行賦斂。梁啟超名之曰「無籍主義」，是很有道理的。然此種無籍主義，實完全本之於漢武帝時之大理財家桑弘羊而非著者所自創。《史記 平準書》記桑弘羊理財之成績云：
「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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