輸出百倍之金以給陰山之馬也。」這裏應分作兩層講。第一，《揆度篇》所謂「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乃作者所設計的抬高金價之具體方法。「珠起於赤野之末光」云云，則說明上文「以幣還於金」及所以能「以一為四」的理由，即所謂「高下其中幣，利下上之用」者。一問一答，絲絲相扣，怎麼能說是「所答非所問」呢？第二，《甲篇》的「馬」字即「筴乘馬」之馬，指用以計數之籌碼而言。這裏「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云云，乃答復桓公「安用金而可？」的話。蓋謂此令一出，國內對金的需要量必大為增加，而金價亦必因之「坐長百倍」，然後又運用此百倍之金以收購萬物。如此一轉手間，政府所獲盈利之多，有如輸入計數之籌碼，取給無窮。如《丁篇》所謂「用若挹於河海」，同是比喻之詞，與「陰山之馬」之作為軍馬之用者毫無關係。
第六、關於若干特有詞彙的解釋問題。
《集校》是以利用各種版本及其他各家著作，校勘字句異同，正其錯誤為主要目的的書，同時其中也有不少涉及字義之訓詁的地方。這本是從清人顧炎武、閻若璩、胡渭等發端，至乾、嘉時，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引之父子，而號稱極盛的研究整理古籍的一種方法，即別於所謂義理之學的宋學的考據之學的漢學的方法。但運用這種方法時，必須與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密切結合，才能夠發生積極作用，獲得正確的結果。如果不顧時間、地點和條件，機械地死套公式，往往所得結果與原文恰恰相反。《集校》及所列各家對於校勘方面，有許多可以商榷的地方，在上面，已有簡單的說明。對於訓詁方面，大體上說有些是正確的；但也有少數地方，特別是對於若干特有詞彙的解釋方面，不無可以商榷之處。這裏也舉幾個例子來加以說明。
一、關於「乘馬」之解釋──「乘馬」一詞，在本書凡二十見。計《巨（筴）乘馬篇》六見，《乘馬數篇》九見，《山至數篇》五見。甚麼是乘馬呢？《集校》在前兩篇均沒有說明。在《山國軌篇》「環乘之幣」條下，有云：「本書屢言乘馬，即喻流通。蓋古代陸上交通，莫便於乘馬，故以之喻貨幣之流通也。」又《山至數篇》「貨幣乘馬者也」條下，亦云：「本書稱貨幣之流通為『通施』、『通移』、『溝瀆』，『乘馬』亦此意。古人陸上交通工具，莫便於乘與馬，故以喻意。」這是就字論字的解釋方法，與本書原意，毫無共通之處。實則本書「乘馬」一詞，乃指計算而言，我們在上面討論筴乘馬時，已有論證。至於「幣乘馬」，則當釋為貨幣數量的計算方法，或算幣發行計劃。關於此點，《山至數篇》自己本有定義，那就是：
「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惡美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
這是說發行貨幣數量的計算方法，當以每方六里為試點單位。先調查此單位內之土地肥瘠、穀物產量及其市價，然後根據之以決定該單位內用以購買穀物所需要之貨幣量。由此類推，則全國用以購買穀物所需要之貨幣量，亦當與該國陸地之大小成正比例。故曰「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不過這裏所謂貨幣需要量，僅指購買穀物所需要的貨幣量而言，並不包括全國一切商品所需要的貨幣量在內。梁啟超謂「《管子》輕重中貨幣需要量，乃指貨幣流通之必要量而言」，是不對的。若如《集校》所釋，作乘車和騎馬講，就未免為孔穎達《禮記疏》所謂「堪為將帥而騎馬」之說所誤了！
二、關於「長度」之解釋──「長度」一詞，只一見於《輕重甲篇》。原文云：「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集校》雜引了好幾家的解釋，而說法都不一樣。安井衡說：「度、渡同，謂濟之。長者予而不收也。」何如璋說：予之長度，「殆謂給以葬埋之費也」。張佩綸說：「當作『長予之度』。長即『州為之長』之長，謂長為度量葬事。」于省吾說：「度、宅古字通。此言死而不葬者，予之長久之葬地。」聞一多說與于氏同。今案以上各說都與原意不合。古時地廣人稀，貧民死者不患無葬地，而患無錢購備棺衾。韓信窮時，為他的母親尋找葬地，竟要求「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見《史記 淮陰侯列傳》），便是明證。因此，漢代諸帝對於死而不葬者，總是與錢五千、三千、二千不等（見《漢書 成紀》、《哀紀》）。因此，所謂長度，一定也與賜錢有關。據《漢書 楊敞傳》：「子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應劭云：「長，久也。一歲之調度也。」顏師古云：「言總計一歲所須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以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也。」可見「長度」一詞，乃漢代財政上專用術語。這裏是說死而不葬者，即由政府以所謂「長度」者予之，使其持向所在地官府支取官錢，作為購備棺衾之用，就和今天的領款憑據是一樣的。
三、關於「狐白」的解釋──狐白一詞凡六見於《輕重戊篇》。狐白本是我國歷史上相傳為最珍貴的一種狐皮衣服。《禮記 玉藻》、《晏子春秋》、《史記 孟嘗君傳》、《呂氏春秋 用眾篇》、《淮南 說山訓》、《說苑》、《鹽鐵論 散不足篇》及《漢書 匡衡傳》都有記載。顏師古說：「狐白謂狐腋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為裘，輕柔難得，故貴也。」《輕重戊篇》原文又有「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語，據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來信說，這是因為哺乳動物，都有冬、夏毛之別，秋季生冬毛，毛長絨厚，適於作皮衣。冬毛夏毛約半年一換。狐白當以選用冬毛為準。所謂狐白，似是取冬毛而非夏毛，故曰「六月而一見」。《集校》無視這些傳統說法和科學解釋，獨倡為「狐白乃西伯利亞境內所產之北極狐」。並說：「古代中國北部或東北部原始森林與西伯利亞森林連接，故北極狐在中國北部曾有之。其後森林斫伐，失去聯系，故此狐已絕跡。」不知這裏所說的「中國古代」，是指的什麼時侯？如果古代中國果有此狐，那麼，為什麼在秦始皇八年（前二四六）即距今二千二百一十六年即已成書的《呂氏春秋》，竟要斷言「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呢？
四、關於「周」的解釋──周字在本書凡十六見，（《國蓄》一、《山國軌》二、《山至數》一、《地數》一、《揆度》一、《國准》一、《輕重甲》一、《輕重乙》一、《輕重丁》五、《輕重戊》二）皆當作周王朝或周地講，各篇原文一見便明。可是《集校》及所引用的各家注釋卻人各異詞。在《國蓄篇》，則曰「周，圓周也。距周謂自圓心至圓周之距離，算學家所謂半徑者是也」（聞一多說）。在《山國軌篇》，則曰「周，匝也」（張佩綸說）。在《輕重丁篇》則曰「周當指萊人四周之鄰國，其中可包含齊魯，下周字亦同此解」（《集校》說）。在《輕重甲篇》則又以「周同州，乃淳于國之所都，故城在今山東高密縣東北」（尹桐陽說）。以上各說，都不能成立，茲分別辨明之。
甲、周為圓周說──案《國蓄篇》此條，在本書凡四見（本篇、《地數》、《揆度》、《輕重乙》）。或作「距周」，或作「去周」，要皆指從上文所述禺氏（或牛氏）、汝漢、赤野等地到周地的距離而言。此與《鹽鐵論 力耕篇》所謂「美玉珊瑚出於崑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有餘里」句例全同。漢指漢首都所在地的長安，則此四「周」字，亦必指周首都豐鎬或洛陽而言甚明。原文明明說是從東西南北的禺氏、汝漢和赤野等地出發，到達周地，則所謂圓周者乃是東西南北之禺氏、汝漢和赤野，而周則為其圓心。聞氏籠統地釋周為圓周，則此圓周之圓心究在何處呢？
乙、「周，匝也」說──《山國軌篇》原文明明是以「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和「周壽陵而東」連言。所謂周岐山、周壽陵就是周地的岐山和周地的壽陵。岐山在今陝西省岐山縣東北。壽陵有四：一為燕之壽陵，乃燕之屬邑，見《莊子 秋水篇》成玄英疏。一為趙之壽陵，在常山，見《史記 趙世家集解》，在今河北省元氏縣西。一為秦之壽陵，即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見《史記 呂不韋傳》正義，在今陝西省臨潼縣東北。一為漢之壽陵，《漢書 元紀》：永光四年（前四０）「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渭城本秦咸陽縣，漢高帝元年更名新城，七年罷屬長安，武帝元鼎三年（前一一四）更名渭城，故城在今陝西省咸陽縣東。此文既云「周壽陵」，自是指周地之壽陵而言。但周無以墓地稱壽陵之事，而此書又為漢人作品，故此壽陵當即指漢初陵所在地之壽陵而言。解者不敢面對本書的地理範圍，本不以春秋時代之齊國為限，而是以漢代的國境為其背景這一事實，因而凡遇到與此有牴牾的字面，總是轉彎抹角，企圖避開。但齊國並無岐山和壽陵，那就只好又進一步改「岐」為「〈犭{刃止}〉」（山名，在今山東省益都縣一帶），並以壽陵為「蓋兼漢北海郡平壽、壽光兩縣地」（張佩綸說），以期自圓其說了！
丙、周為萊人四周之鄰國說──此說所持理由是：「舊均以周為周人，周與萊遠隔，於文亦難通。」案此一理由乃從列國分立時而言。若在天下統一以後，則有如《史記 貨殖列傳》所云：「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雖遠在萬里，也可通商。此處周字，也和其他周字一樣，是指的周地而言。周地包括長安（西周）和洛陽（東周）在內。所謂「距周七千八百里」、「周岐山」、「周壽陵」之周，係指長安之周。此處周字，則可能指洛陽之周。洛陽之周，俗喜以商賈為業。《史記 貨殖傳》云：「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又云：「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漢書 貨殖傳》也說：「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訾亦十千萬。」據此，則齊、秦、楚、趙、梁、魯及諸郡國，無不屬於周人活動之範圍。萊、周遠隔，不是不可能發生貿易關係的。
丁、「周同州」說──本書十五個周字，既或指周王朝或指周地，則此處所謂「周下原」，亦當指周地而言。謂之「下原」者，周有「周原」，見《詩 大雅 綿篇》及《史記。周本紀》。此言下原，或即周原之下的意思。與在今山東省高密縣的淳于國首都之州，真是風馬牛不相及。
以上說了一大堆，總起來說，就是僅從《集校》一書有關原文二萬五千九百九十八字的《管子 輕重》這一部分上，就被各家用改、加、刪、移的辦法變動了共達三千三百七十六字之多，也就是說占原文百分之十二有奇。同時還把一些特有詞彙，不顧時間地點條件，一律採用老一套訓詁方法，就字論字地來加以詮釋。這種整理古籍的方法，是值得商榷的。至書中提出的幾個有關原書作者的所謂基本思想，如「管子書中以穀為本位，貨幣尚未充分獨立，有類於穀之輔幣」（見《山至數篇》「彼穀重而穀輕」條下）；「水豫」是「作者蓋察知北人水戰之不習，必須為之豫，故設為此寓言，漢武帝則從而實踐之耳」（見《輕重甲篇》「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條）。以及既承認《輕重》諸篇是「文景時同一學派之文匯」（見《集校 引用校釋書目提要》四十二條），而在討論「高田十石」時，卻又雜採安井衡說「十石、五石、三石，蓋十畝所收」，張佩綸說「李悝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今曰高田十石，恐無此理」，而認為「意者齊地產量不高，即高田亦僅歲收畝一石，其十一之稅為十石耶？」硬要把漢武帝時即已達到畝產十石的農業生產水平（見《史記 河渠書》及《漢書 溝洫志》）拿來和幾百年前李悝時代的水平相比（見《山權數篇》「高田十石」條）等等。這些提法，或則關係到中國古代貨幣史及貨幣學理論的問題，或則關係到研究歷史的方法問題，都得分別作為專題，從長討論，這裏就不一一先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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