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與此同。）第二、《輕重乙篇》所云「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是也。前者謂天下高，我亦當與之同高；天下下，我亦當與之同下，即《山權數篇》所謂「重與天下調」者也。後者則謂天下下我亦當高，即《山至數篇》所謂「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輕重乙篇》所謂「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者也。大抵本書各篇著者之對外貿易政策與中世紀歐洲之重商學派及近世之資本主義者所持之見解實大有不同。後二者之對外貿易政策，皆以出超為其主要之目標。故往往竭其全力以獎勵本國貨物之輸出。而前者之對外貿易政策，則除在少數之特殊場合下可以將某種貨物輸出，如《山至數篇》之「漏壤之國」，推銷「彫文梓器以下諸侯之五穀」，《地數篇》與《輕重甲篇》之以高價推銷海鹽於梁趙宋衛濮陽而吸收其黃金，及《輕重戊篇》之以高價推銷五穀於所欲征服之魯梁萊莒楚代衡山等國外，其餘則一律以輸入外國之貨物為重。如《海王篇》之：「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讎鹽於吾國」；《地數篇》之「人來本者，因吾本幣，食吾本粟，騏驥黃金然後出，然後天下之寶壹為我用」；《輕重甲篇》之「高杠柴池，以致天下之牛馬」；《輕重乙篇》之「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使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及《輕重丁篇》所謂「石璧謀」「菁茅謀」者之吸收「天下諸侯之黃金、珠玉、文采、布帛」等等，無非提高物價、獎勵輸入之具體表現。蓋在農業經濟時代，各國國內生產皆不發達，貨物需要超過供給。故貨物之輸入愈多，則其國度愈富，而國力亦因之而愈強。《鹽鐵論 力耕篇》大夫云：「汝漢之金，纖維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羌胡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驘驢駝駞銜尾入塞，驒驃騵馬盡為我有，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特以「異物內流，利不外泄」為執行均輸平準政策之主要任務，所論正可與此互相發明。
〔二〕 元材案：流即計然「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之流。本書以「流水」二字連用之文句不一而足。如《輕重甲篇》云「則天下之歸我若流水」，又曰「天下歸湯若流水」，又曰「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水）」，又曰「民乎其歸我若流水」，《輕重乙篇》云「施乎其歸我若流水」，又曰「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輕重丁篇》云「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是也。其他僅言流而不言水者，如《山權數篇》之「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山至數篇》之「市朝同流」，《揆度篇》之「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輕重乙篇》之「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輕重丁篇》之「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亦皆以流水為喻。此與今日經濟學上所謂「流通」者取義蓋完全相同。惟本書著者所指之流通，實包括自然之流通與人為之流通在內，而且對於自然之流通，亦力主以人力控制之，使其為我所使，為我所用。其由此引申而成之特定術語，則有下列諸種。即：（一）持流──如本篇云云是。（二）行流──如《山權數篇》「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是。（三）守流──如《山至數篇》「謹守重流」，《揆度篇》「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是。（四）摶流──如《國准篇》「益利摶流」是。（五）奪流──如《輕重甲篇》「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是。（六）戰流──如《輕重甲篇》「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是。持流與守流同義。持即《史記 貨殖傳》「以武一切，用文持之」之持。守即「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之守，謂持而守之也。故本篇下文又云：「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上言「持流」，此乃以「守」釋之。可見「持流」即「守流」，著者亦自承之矣。「行流」者，謂「行而通之，勿令壅塞」。此即《鹽鐵論 力耕篇》「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與上引計然「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之意。又《鹽鐵論》御史云：「上大夫君與（以）搜粟都尉管領大農事，炙刺稽滯，開利百脈，是以萬物流通，而縣官富實。」義與此合。「摶流」之摶，應有二義。《說文》：「摶，索持也。」又《史記 李斯傳》：「鑠鍊金百鎰，盜跖不搏。」《索隱》云：「摶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轉足取攫。故人取物，亦云摶也。」故摶流不僅可訓為「持流」、「守流」，且含有「奪流」之義。蓋兼「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而言之者也。「奪流」之奪，亦有二義。《山至數篇》云：「大夫裂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又曰：「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此奪國內之流也。上引「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及《輕重乙篇》云「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此奪國外之流也。「戰流」，則統括上述各種政策之國際競爭而言。質言之，在消極方面，須以能自守其流而無奪於天下為主。而在積極方面，則又須以能奪天下之流為主。上引《鹽鐵論》所云：「異物內流，利不外泄」，即「戰流」之最高原則矣。此文所論，蓋謂天下一統之王國，與列國分立之戰國（或鬥國），其所處之經濟環境不同，故所應採取之經濟政策自亦不能一致。戰國處於國際競爭之場合下，故其經濟政策，不僅在國內有因國防工事之興築而常有失其地用之困難；而且在國外，亦當隨時以國際經濟情況之變化為轉移。否則，便有「見泄」「見射」之危險。若王國則天下一統，諸侯皆為郡縣，國際競爭已不存在。故其經濟政策當以對內為主，而無對外之必要。《山至數篇》云：「為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遍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所謂「為諸侯」云云，即「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及「鬥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之意。「遍有天下」云云，即「王國則以時行」及「至於王國，則持流而止」之意也。
〔三〕 宋翔鳳云：「員，數也。謂以筴通田之數。」張佩綸云：「此當作『齊功力而地田相員』。《呂覽 修務注》：『齊，等也。』《詩 傳》：『員，均也。』即地均，言等其功力之勤惰，均其田地之肥磽。」李哲明云：「『地』字絕句，『功』讀為攻，治也。員，數也。謂以筴通田之數也。」聞一多云：「上『此』字衍。『時』讀為持。持亦守也。此釋上文『持流』之義。」郭沫若云：「張說難通。不可據以改竄原文。『齊力而功地』者，謂齊民力以攻治土地。『田筴相員』者謂以土地與農業政策相輔而行，員猶運也。上『此』字不宜衍。『時守』乃守時之倒言耳。」元材案：員讀如《地員篇》之員。《說文》：「員，物數也。從員囗聲。凡員之屬皆從員。」「〈員云〉，物數紛紜亂也。從員云聲。」員為物數，〈員云〉從員，則物數紛紜謂之〈員云〉，即物數紛紜謂之員。此言勞力相等（齊力）而所得結果則大相逕庭（功地田筴相員）。故有一人耕而所食有五、四、三、二人之不同也。然使天下皆一人耕而一人食之，則終歲勤苦，僅足餬口，自無餘利之可言。正因其結果不能盡同，所謂「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賡本之事」，而有餘不足之別於是焉起。政府於此，苟不能以有計劃之經濟政策，「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則不僅「民有百倍之生」，而政府亦將有受制於富商大賈之虞矣。
〔四〕 豬飼彥博云：「『上』當作『下』。」張佩綸說同。郭沫若云：「此『民』字指地主或富商畜賈而言。」元材案：豬飼說非，郭說是也。筴即輕重之筴。「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即《山國軌篇》「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與「不陰據其軌皆（者）下制其上」之意。
〔五〕 聞一多云：「『筴』下當有『之』字，『已』當為『也』。『此國筴之流也』與上『此國筴之時守也』句法一律。『流』為『守』之反，君不守以筴，而民且守於下，故為『國筴之流』。」郭沫若云：「聞於句法強求一律，但於理難通。流謂失也。『此國筴流已』即上文『此筴乘馬之數亡也』。所謂『持流』，即防止此國筴之亡失耳。」元材案：以「流」為「失」，郭說是也。但「持流」之流指貨幣與商品之流通過程而言，此「流」字則只當「失」字講。「此國筴流已」與上文「此筴乘馬之數亡也」皆「失筴」之意。《鹽鐵論 非鞅篇》云：「此計之失者也。」又《地廣篇》：「好事之臣為縣官計過也。」義與此同。
〔一〕 元材案：「乘馬」上當脫「筴」字。《巨（筴）乘馬篇》「筴乘馬之數」凡二見，本篇上下文亦共三見，可證。
〔二〕 安井衡云：「立，定。貲，價也。立其貲，猶言定其價。」元材案：「立貲」一詞，又見《山國軌篇》及《揆度篇》。從三處上下文義推之，除定價外似還與訂立合同有關。即《山國軌篇》所謂「女貢織帛笱合於國奉者，皆置而券之」及《山至數篇》所謂「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之意。謂一切女工所生產之布織及百工所生產之器械財物，皆應由政府以一定之價格，采用契約方式預為定購，以備軍國之用也。蓋上文所舉「守始」「守高下」及「持流」等莢，均僅以穀為對象。此則更進一步，運用所守之穀，以收斂民間之布織財物，方為極盡筴乘馬之數之能事。與《巨（筴）乘馬篇》運用再十倍之穀以收購器械，旨意全同。
〔三〕 元材案：此二句指立貲之原則而言。「與幣高下」者，謂貨幣購買力與萬物價格互為高下，亦即互為反比例之意。《山至數篇》所謂「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者是也。
〔四〕 元材案：此句當與下文「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國蓄》、《山至數》及《輕重乙》均同）及《山至數篇》「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金輕，穀輕而金重」（《輕重甲篇》同）等語合併考察，方能獲得正確之理解。著者認為在無數復雜錯綜之社會經濟關係中，以穀、幣及萬物之間的輕重對比關係為最重要，因而得出如下之三條規律：第一，「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第二，「幣重則穀輕，幣輕則穀重。」第三，「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第一條即「財物之貲與幣高下」之意，亦即貨幣購買力與萬物價格之高下互為反比例之意。上已言之。第二、第三兩條，則正是著者對「穀獨貴獨賤」之具體說明。關於此點，梁啟超在其所著《管子傳》中，曾提出解釋云：「吾初讀之不解其所謂。及潛心探索其理，乃知當時之穀兼含有兩種性質。一曰為普通消費目的物之性質，二曰為貨幣之性質。當其為普通消費目的物也，其價格固與百物同為貨幣之價格所左右。當其為貨幣也則反是，而其價格常能左右百物之價格。」又曰：「管子之所以調和金穀者亦然。前此人民以穀為幣，而其不適於媒介之用者既甚多，乃廣鑄金幣以代之。故穀則猶今日之實幣也，金屬貨幣則猶今日之紙幣也。今各國中央銀行所以能握全國金融之樞機者，皆由實幣與紙幣調劑得宜。既能以幣御物，又能以紙幣御實幣。管子之政策亦猶是也。時而使穀在上幣在下，時而使幣在上穀在下。此猶各國實幣有時貯之於中央銀行，有時散之於市場，凡以劑其平廣其用而已矣。」今案梁氏此論，無論對本書中之穀幣關係問題或對資本主義國家之中央銀行理論問題，皆屬似是而非。第一，本書既言「穀」為「獨貴獨賤」之物，則穀價之高下，並不包括在「幣重則萬物輕，幣輕則萬物重」的「萬物」之內。梁氏以「穀之價格，固與百物同為貨幣之價格所左右」，其錯誤與胡寄窗所謂「當管子分析貨幣與萬物的輕重關係時，穀物是包括在萬物之內的」蓋完全相同。（見所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冊第十章管子經濟學說。）第二，關於穀與貨幣之性質，在本書各篇中，區別亦極為分明。《國蓄篇》云：「五穀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者，民之通施也。」（《輕重甲篇》同。《輕重乙篇》通施作通貨。）《揆度篇》云：「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雖《巨（筴）乘馬篇》及《山國軌篇》均有「以穀准幣」及《山至數篇》有「以幣准穀」之言，亦不過謂在某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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