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使张孟谈,于是潜行而出,反智伯之约,得两国之众,以攻智伯之国,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断长续短,方数千里,名师数百万,秦国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与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见大王,言所以举破天下之从,举赵、亡韩,臣荆、魏,親齐、燕,以求伯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大王试听其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親,伯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于国,以主为谋不忠者。”
现在把苏秦、张仪这两篇东西作一个结论。我们重复提出要特别认识清楚的一个重点:苏秦、张仪当时的动机,是以自己个人的功名富贵为出发点,而把整个的列国局面,历史的时代,在他们两位同学的手里摆布了约二三十年。他们并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或政治上的主义。同时也可以说,当时一般领导人,并不接受任何中心思想或主义,对于道德仁义的中心思想都不管了,只认识利害关系。这一点对我们现在来说,是一个历史的经验,要特别注意。中国几千年历史,一个乱象,到了像战国的末期,像南北朝的末期,像五代的末期,仁义道德没有办法发挥作用,没人接受,这是什么原因?当然有它的道理,譬如《孟子》,大家都读过的。孟子不过比苏秦,张仪早一点点而已,为什么孟子到处讲仁义,到处吃瘪?为什么苏秦、张仪会那么吃香?这样比较下,就产生两个观点,在个人方面,我们就看到了孔子、孟子的伟大,他们对于苏秦、张仪的这一套不是不懂,他们全懂,可是始终不愿意引导人家走上这条路,始终要求人家讲基本的德性,并不在乎自己个人当时的荣耀,这是孔、孟个人的了不起。第二点,我们看出了,当时的时代为什么需要苏泰、张仪的这一套,这就讲到我们本身。我们现在两副重担挑在身上,一面要维持自己传统文化的德业,政治的道德,人伦的道德,承先启后,这是一副担子。另一方面是要如何配合这个时代的迫切需要,而这个需要是讲利害的,但在利害之中,要灌输进去我们固有的道德文化思想,这就是我们今日的处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处境,也许在一两百年以后的历史上,会写我们非常了不起的好处,因为我们今日所挑的担子,比古人挑的还要重,还要困难。所以我们读了苏秦、张仪两人的传记资料,了解了他们当时的历史,拿来比较今天,就知道今天有如何的困难。因此大家有时间,不妨多读《史记》、《战国策》这一类书,不要以为这是古书,已经过了时。如果不变成书呆子,在碰到事情的时候,发挥起来,非常有用处,透过了古书,更有助于现代情况的了解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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