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些事实，我想韦白夫妇所说的“对于斯达林的阿谀”的例子里面，没有一件事的“阿谀”超过季米特洛夫 在德国来比锡受审的时候，数百万英国工人所表示的词句。
有许多人在外国的时候，往往自以为他们了解外国的文字，实际上并不如他们所自信的那样好；他们感觉愉快，倘若他们能够不用字典把外国文一句一句短语翻译出来。韦白夫妇和纪德，他们虽然都是文化程度很高的人，可是并没有完全了解俄文的成语。由于机械的翻译，他们造成错误的解释，可能引起严重的政治反响。因为俄国工人对于斯达林的称呼，是不是像浩斯敦夫人（Lady Houston）对于逝世英王的写法，或是不是像坎特柏莱主教对于上帝的称呼，或是不是像一个工人对于他的哥哥的称呼：这个问题，在我们对于苏联今日民主程度的研究，是很有重要意义的。在实际上，依我在苏联三年后所发现，苏联的工人对于斯达林所用的话语，是相同于写信给他所敬慕的哥哥所用的话语。
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也引起人们的奇异。但是关系于这件事也不应该有什么秘密性。在卜鲁塞尔（比利时的首都）驻有劳工社会主义国际。倘若在比利时，人民选举社会党执政，便发生这种局势：统治的党就是驻在比利时土地的社会主义国际的一员。但是这种情形，并不致使比利时政府和社会主义国际成为同意义的机关。现有一件不幸的偶然事实，只有共产党执政的一个国家（按指苏联）才允许共产国际有驻在该国土地的权利。所以共产国际驻在莫斯科，苏联的土地。但是它们的关联比这个还要进一步。斯达林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员，这当然是真确的。但是波烈特 也是这个执行委员会的一员。即在比利时，社会党的领袖也是劳工社会主义执行委员会的一员。
关于苏联共产党的地位，还有最后一点，在许多读者心里也许也要引起疑问。我们在讨论苏联工厂管理的时候，曾经说过，在实际上管理苏联工厂事务的那个“三角”里，也坐着一位厂里党的组织的代表。由那些把政党看作国会党派的人看来。这种情形似乎是变态的——一个政党怎么可以占有国家所委任的代表（指工厂里的经理）的同样地位；怎么可以占有工人所选出的代表（指职工会的组织者）的同样地位？
但是根据我们前面的说明，应该了解苏联的党并不是一个国会的党派。它是人民之有组织的领导者；它是人民中最优秀的政治代表的组织。因为它是这样的一种组织，所以这个党获得人民的敬重；人民完全愿意使他们的这个组织有代表参加厂里的“三角”机构。
工作人民须有政治的代表组织（这和他们通过国家和职工会的群众代表组织不同），这在民主上的重要性，目前在西班牙有着很清楚的表现。在法西斯叛军和选出的政府之间的武装斗争开始的时候，工人同盟的各政党（它们合拢来造成人民公认的领导者），如同共产党在苏联今日所做的一样，即开始办理各种事情，这些事情在以前都是国家办的。它们办理这些事情，因为人民拥护这样的行动；工人同盟不仅是国会里的各方力量的合并，而且是为着民主而斗争的工作人民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由于这样的结果，据由西班牙传来的报告，在每一个联队里都附有若干“政治委员”，代表工人同盟的各党。所以和国家的组织并存着的（所谓国家的组织，例如军队和各种管理的机关），还有政治的领导者，即若干“政治委员”，他们所代表的是组成人们斗争先锋的各政党。这样的政治领导，在那些已由国家接收的各工厂里，在今日无疑地也存在着。
在苏联，在把工厂由私人手里转移到国家的过程中，这同样的政治领导也是必要的，如同军队在反抗外国干涉的战争时期一样。由于这样，党在国家的管理方面，会同国家所委任的官吏，和职工会所选出的代表，开始发生领导的作用。倘若一个政党不能获得最大多数的人民的拥护，也要这样做，人民对于这样的行动便要痛恨，便要反对；但是由于一种新的政党这样做（这政党是吸收人民自己里面公认的最优秀的分子构成的），人民便要给它以充分的拥护。
在苏联的一党制度，它的发展是人民意志的结果。这个党得到政权之后，立刻通过若干法律，根本改变工人和雇主间的关系，农民和地主间的关系，都是有益于工作的人民。这样一来，人民发现这个党是他们自己的党，不是以前任何其他政治组织所能及。他们对于那些破坏他们利益的一切分子，有权使他们由党内清除出来，他们对于党籍能够执行这样的控制；在他们发现了这个事实之后，他们可以真正相信这个党确能包括他们里面的最优秀的分子。由于这样，在每一次的选举里，被选出的，党员总是占多数。如要允许别党组织，要尝试推翻这个党的政权：这个观念是被人民所拒绝的，他们认为这是工作人民的仇敌企图抢回政权的手段。
在苏联已发展了一党制度。它的建立，是最大多数人民意志所造成的结果。它的出现是循着民主的途径。
但是在今日，在苏联的苏维埃制度已经立稳了它的脚根，这个一党制度是否在事实上要限制真正的民主呢？这个问题我们要在下一章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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