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仍被选出。假令当时在宣传方面有着真正的平等，人民阵线政府所得的选票还要多，是不会少的。随着发生了弗郎哥的叛乱，并有外国法西斯国家作后盾。为着民主的战争，使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府不得不做只有苏维埃在俄国做过的事情——采取重要的民主步骤，把武装放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从那时以后，形势逐渐向有利于真正的民主方面推移；因为一旦人民自己有了武装，他们能够表现他们的意志，比以前有效得多。西班牙的例子足以表示：依目前世界的形势，保卫民主的战争也就是扩大民主的战争。在今日，非扩大民主，是不能保卫民主的。在每一个国家里，正在发展的倾向不外两个：要末倾向更大民主与对于财产权利的限制；要末倾向于更小的民主与法西斯的独裁。
关于这方面，苏联却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它指示使得民主有效的斗争所应有的逻辑的结果。最初，在这个斗争里，必须采用具体的步骤限制有产者的权利，使民主为着大多数人民而成为真正的民主。矿和土地不再是私有之后，人民着手计划生产，实行生产。在事实上，必须土地和生产工具已成为公共的财产，才能够采用计划的制度。他们由于完全废除阶级的关系，建立真正的民主，使每一个公民是社会的一个仆人，同时立于公民的地位又是一个主人。
今日在苏联，有工作给全体人民做，有平等的机会给与全体的人民。每一个成年的公民有同样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利；没有公民，无论他有着怎样多的个人的财产，因为他的所有权，就可以管理别人的生活和生计。我在苏联今日可以有钱，倘若我用工作赚了这些钱；但是我却不能因此就私有一个工厂，我也不能因为偶然有些钱，就可以告诉别人他们应该不应该有工作，应得多少工资，应工作多少时间。我的钱不能用来使我对于全国的经济生活有任何发言权。我虽然可以有钱，但是我不能把它用来宣传。我不能私有一个报纸或一个集会厅，我也不能租一个集会厅供私人的政治目的而用。所以我的钱不能给我以任何政治的权力。由于这样的结果，在苏联的权力，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虽归属于公民，但只根据他们的能力，和他所有的任何物质是没有关系的。这样一来，民主便成为真正的，是真有效力的。这在民主的历史上是新的东西。
但是如果因为在苏联今日所已成功的民主程度既为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未有，便以为在苏联民主的更向前的可能发展是没有了；这却是绝对的错误。因为苏联是在继续发展着，苏联的民主将来的愈益扩大，是没有限制的。即在今日，苏联的公民也还是要依照他们的工作领受工资的。所以还有高酬的和低酬的工人。即在今日，在某限度内，工人还须专精于某些特殊的职务，所以有文化的工人，行政的工人，技术的工人，和不熟练的工人。全体公民虽然都有平等的机会，使自己由这些范畴中任何一种工作升到更高的一层，但仍须有某程度的专精，对于每个公民仍须有某些物质的鼓励，使他依照他的能力工作，并使他的能力发展到最充分的程度。
苏维埃社会的现今状态——社会主义——在苏联并不被看作任何一种的乌托邦或最后的成功。它只是被看作倾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将来发展到更前进的阶段，将是为着全体人民而有的更真正的民主。布尔塞维克主义所根据的是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的研究；依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的著作，对于将来曾写过这些话：
“在一个更高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强迫人去服从分工的那种强迫情形消灭后，同时劳心劳力之差别也随之而消灭；那时劳动将不仅成为谋生的工具，而且劳动本身就是生活的第一需要；那时生产力已经增加，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更自由地涌流，同时个人都得到全般的发展：那个时候，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资产阶级式的权利的狭隘眼界，才能完全破除，社会也才能在它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依马克思这些话所指示，可见在今日苏维埃社会的民主以外，还有更为发展、更大个人自由的前途，直到每个公民在全部生产当中所分享的，不是由工作决定，而是由需要决定。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所经过的历程包括每个工人的解放，不但使他能与他的邻人平等，并且要使工作本身十分有趣，大家都自愿地要做，这样以后，不必再用法律的强迫与物质的需要来督促，每个公民都尽他的一份。恩格斯在一八七八年曾经这样写过：“由于给与每个人以机会，使他能在各方面发展并使用他的一切能力，体力和智力，于是生产的劳动成为解放他们的工具；这样一来，生产的劳动不再是负担，却是快乐了。”
这样的一个社会制度，经营起来像一个组织良好的家庭，人民将自愿地工作，各尽他们生产者的任务，各自取用公共的生产品。店铺将取贮藏所的形式，人民可从这里面各取所需。那时资本主义的一般的穷困不再存在了，对于劳动的爱好也发展起来了；所以没有理由以为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还有人要取用比合理的生活标准所必要的还要多。
一旦这样的状态，在国际上都建立起来了之后，像现在这样的国家——用为保证人民安全的一个工具，使他们有权力反抗国内的阶级敌人或国外的好战的敌人——是不再需要的了。因为一旦人民管理他们自己的机关，由上而下的机关管理权都握在人民自己手里，又没有人民的敌人尝试破坏这样一个自由的自治社会，便无须用有组织的武力，用国家，来保卫这样的一个制度了。到了这样的状况之下，国家的整个机构，连同它的武力，都好像马克思所说，都要“融化”了 。
所以今日存在的苏联国家决不是最后的形式，这种最后的形式，是要财产的权力不但在一个大国里完全废除，而且在全世界上都完全废除，才能达到的。如果苏联仍然孤立，受着外面法西斯国家和内部法西斯代理人继续的威胁，——苏联又不能建造一个中国长城来阻止他们钻进来——它将继续是人民的战斗的组织，将继续武装，并须继续运用各种方法来保卫它自己。因为苏联是要准备在任何时候须以战争自卫的民主组织，所以它像在罢工时期的职工会一样，必须有高度的纪律，大多数人民也要用各种必要的方法执行这样的纪律。
但是如果在世界上其余的地方，民主的势力能胜过大有产者集中的权力，那末苏联的民主危险也将能减轻，全世界将朝着一种状态更接近地向前动；在这种状态之下，真正的民主将从侵略的危险被解放出来。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希望达到以全世界为范围的民主社会，在这里面，工作的人民才有统治权；在这里面，全体人民都必须做他们各尽一份的工作，所以全体人民都参加各尽一份的统治。
在一九一九年，匈牙利的工人在几乎有着压倒势力的反对中，建立了几个月的苏维埃国家。但是最后因为外来的武装干涉，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法西斯的恐怖代替了它。这个共和国存在了四个月。匈牙利的民主的作家哲斯西（Jaszi）综述这个苏维埃共和国所得经验的结果，写了下面的几段话：
“这次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的影响，是使无产阶级大众对于人生观的激烈变化。这种变化是匈牙利社会秩序中一个强烈的道德的爆炸。它在遭受着半畜牲待遇的奴隶大众的心中，播种了对于解放的自信与希望的第一次种子。直到今日，在几百万人的心中仍存在着这样的感觉：感觉到工人有应享的权利，感觉到他们是优越于游手好闲的人，是优越于怠惰的人。总之，这次的专政使匈牙利社会的愁苦的奴隶——农业工人——从长时期的冷淡中受到激烈的震动，唤起了他们的热烈精神。
“同等重要的，是匈牙利的苏维埃革命对于国际主义的观念也有重要的贡献，它使匈牙利人民追想到当时的坚苦和流血的冲突，心里对国际主义有着活现的和真正的印象。
“最后，由于苏维埃宪法的精神（虽然含有许多幼稚的天真和暴烈的怒号），匈牙利共和国却为着更进步的民主和自治的理想，做了先锋的工作。它尽了这个任务，是由于揭露了今日资产阶级民主国之有缺憾的组织。许多缺点和虚伪，同时宣示关于国家的理想，在这种国家里，只有工作和生产的人才有控制和管理社会的权利。”
写这个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墓志铭的人，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但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现在有一个已存在着二十年的苏维埃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人民的民主权利是时常在扩大中：这对于民主是有着怎样更重要的意义！最后摆在我们前面的全世界是有着多么光明的前途：那时由于民主权利在今日被剥夺的若干国家对于争取民主权利作有组织的斗争，并由于已享有某限度的民主权利的国家对于这些权利的保卫和扩大，由此所得的结果，每个国家里的人民都建立了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全体公民都享受公民所应有的平等的权利；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不再有一点要靠财产的占有。
达到这样一个社会（将来的世界联邦）的途径，已由苏联指示出来。在这样的社会里，国家的本身，甚至民主这个名词，将成为历史的名词，不再有任何重要的意义了。正如列宁所说：“因为大家都已学会了管理，而且实际上自动地管理着社会生产，自己计算，实行监督那般寄生虫、公子们、骗徒们、以及与这些相类似的‘资本主义习俗的保护者’，那时要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必然要变成更困难，变成最罕见的例外了，这种逃避或者要引起迅速而严厉的责罚（因为武装的工人都是从事实际生活的人，而不是感情用事的知识分子，他们大概不许任何人和自己开玩笑的）。这样，使人们遵守日常社会生活简单的基本的规则之必要，也将很快地成为一种习惯了。
“到了那个时候，便将大开门户，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而国家也就随着完全融化了……民主愈更完备，也愈接近于民主开始成为不必要的时候。包括武装工人的‘国家’愈民主（此时的所谓国家，不再是国家这个名字的原来意义了），每个国家也愈快地开始融化了。”
列宁在这几句话里说出了将来苏维埃民主的轮廓——这种社会的公民在一部门的社会活动里管理着他们自己，应用必要的方法，为着共同的利益保持纪律。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民主和成文宪法或者是不必要的，如同一个寻常家庭里一样；公民将为着共同的利益，和平地管理着他们的社会，用他们的劳动创造生计的一切必要工具，要更多的资源可利用于艺术和科学，为着人类的利益，完全克服自然。
韦白夫妇对于今日的苏联，曾经这样写过：“这个新的文明，它废除了牟利的诱惑，消除了失业，为着社会消费的计划生产，地主和资本家的肃清：这个新的文明是否将传播到别的国家里面去呢？我们的回答是：‘是的，它将要这样。’但是怎样？何时？何地？有着什么修正？是由于暴动的革命？还是由于和平的浸入？或是由于有意识的模仿？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回答。”
其实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是困难的。我们已经看到，苏维埃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废除地主和资本家的权力，编制全国生产的生活，由此控制全国。但这只是民主的扩大，铲除与寻常公民（小生产者，寻常的工作男女）对立的大有产者的一切特权。全世界注意保卫民主自由对侵略的一切势力，共同团结起来斗争，并使这些自由扩大到今日大有产者所限制的范围以外去，这是唯一的途径，使民主与民主的和平，在法西斯主义与法西斯侵略的危险中，能够保全下去。这个斗争的逻辑的程序，在某种时候，必须完全铲除有产者，用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唯一的保证，使资产阶级反民主的势力永远不能再抬头。在英国或法国或比利时，无论这样的一个斗争是否采用建立苏维埃的实际形式，这同一斗争在本质上是相同于俄国人民在一九一七年胜利地争取到的。
“和平、面包、与土地”是俄国革命的口号；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是达到这些目的之唯一的途径。在俄国，苏维埃是人民的民主机关。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当时俄国人民的全部民主自由受到将被铲除的威胁，同时并受着将由上面强迫建立军事独裁的恫吓，在这种紧急状况之下，俄国的工人和农民通过他们自己的组织——苏维埃——夺取了全部的政权。民主胜利了；军事的独裁者和他们的同盟都被驱逐于国外了。由俄国的苏维埃夺取政权，是民主历史上的一个界碑，因为它证明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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