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俄时代，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不能读不能写的。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后，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教育委员会的第一个命令就说：“每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在教育的部门，在无知与文盲最占人民中多数的国家里，它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对于这种黑暗状况的斗争，它必须在最短期间办到普及的写读能力。”在苏维埃制度下，人民开始学习写字读书，读报，并在报上写文章。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苏联的每一个机关里都办有它的报纸。
要办真能适合人民需要的报纸，必须得到必要的纸和油墨的供给，以及印报用的印刷机。但是在一九一七年，即苏维埃夺取政权的那一年，这些东西全在富有者的手里，——这些人有足够的财富占有报纸，他们都是劳动的雇主。所以不足怪地在一九一八年第一次苏维埃宪法里有这样的几句话：为着担保工人的有效的言论自由起见，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禁绝报纸对于资本家的倚赖，把出版报纸、小册子、书籍，及其他印刷品所必要的一切技术的物质资源，完全移交劳动阶级和农民：并担保这些出版物能在全国通行无阻。
当时苏维埃政府深切地感到，出版自由，必须据有印刷机和其他出版报纸所必要的工具，才有存在的可能。所以只要印刷机和报纸存货是握在富有者的手里，那只在富有者方面才有出版自由。要为劳动阶级担保有效的出版自由，必须把报纸的所有权给与劳动的人民，因此在革命初期就废除了私营的报纸；用来代替的是人民自己的报纸，由工厂里的壁报到苏维埃国家本身的报。
肃清文盲，并把印刷机移交给工作人民的组织：这个政策使报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在苏联今日，成年的公民能读能写的约占全体人民百分之九十。日报的每日销数自一九一三年的二百零七万份，发达到一九三四年的三千六百四十万份，所已计划的一九三七年的销数是六千六百万份。今日苏联日报在销数上所受到的唯一的限制，是没有够用的纸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像读物的供应这样一个文化问题，也有着它的经济的基础。在今日莫斯科的任何晚间，约在五点钟的时候，可以看到在街上列队等买晚报的现象；一两小时以后，所有报都要卖光。但这不是因为纸比旧俄的时候还要缺乏，却是因为报的销数已大大地增加。因为报纸的需要大增，所以来源不够供给。
如认为上面所说的销数广大的大报就能完全代表苏联的报，这也是错误的。因为除了全国的和各地的日报之外，还有工厂的报和单张的新闻报告，以及随时可见的壁报。讲到日报，我们不要忘却这一切由工厂里的壁报到全国的日报：《新闻报》，政府的机关报；《真理报》，党的机关报；《劳动报》，职工会的机关报。
有几个月，当时我在莫斯科工作，我担任过一个壁报的编辑。如和英国的任何一种日报或杂志的编辑职务比较，在苏联主持出版物的工作是特殊繁重的，因为做这样的一个编辑，无论是对于一个工厂的壁报，或是全国性的日报，有种种责任，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日报编辑所有的。
我们在英国每隔几时可以读到我们报上的读者通信栏。我们知道读者在这一栏可以发表他们对于世间可有的每一个题目的意见，琐屑的例子，可由讨论史密斯这个名字的来源，到约翰先生在威应布顿所听到的夜莺声，究竟是否某著名报纸的一位读者第一次或第二次听到的。我们也知道，在编辑方面，他的唯一的职务是只要把最有趣的信登出来，遇着热烈的争论有控制不住的样子，只要突然阻止它，附登一个短简，说“关于此事的通信现在停载”，就算完事。
一个苏联报纸的编辑委员，无论是属于一个工厂的壁报，或是属于政府的机关报《新闻报》，对于读者的通信都不能用这样轻率的方法对付。因为在苏联的日报，由最小的到最大的，编辑委员里面有几位是用他们的全部工夫细阅读者的诉苦信，调查这些信所诉说的情形；倘若他们的苦痛是真确的，还要设法补救他们的苦痛。
例如一个工人也许写一封信给壁报，说他因病离职以后，没有受到他所应受的全部分的工资。又一个工人也许写一篇短文，说有某工头到厂做工时带着酒醉的样子，写的人也许还要在信里附一张关于这个工头的漫画！还另有一个工人也许说，在某部机器上的保险器不适当；还另有一个工人也许写信说，尽管继续提出要求，厂里的管理处仍然延搁关于原料的供给，结果使工人的业务也不得不延搁起来。
壁报的编辑部收到了这些批评厂内生活的信件之后，它的责任不仅是把这些信发表出来，而且还要调查信内所诉说的事情；发表原信的时候，还要附注已用什么办法解决信里所提的问题。如果所遇的问题是关于保险费的失当，他们便请社会保险代表调查。倘若他认为并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情形，他们也要请他写一个短信答复。倘如果有不公平的情形，那末编辑部便须声明这件事已代纠正。关于上面所说的那个工头，倘若事实果如所说，那末那篇短文和所附的漫画必然要登出来的，还要附上编辑部的严厉的评语，可能地还要请厂里管理处采用维持纪律的办法。关于上面所提及的机器上保险器的问题，这是职工会所派的保卫劳工代表的事情，他们也要请他对于此事有所说明。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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