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说，一个社会制度的优劣，可以由它照顾儿童的情形下判断。关于这方面，假使叫苏联受考试，一定是考列最优等的。但是还有一种说法也许是同样真确的，就是说，一个社会制度的优劣也可由它待遇罪犯的情形下判断。
一个习惯于英国法庭情形的人，参观苏联的法庭，所得到的一般的印象是“非正式”（译者按：即不拘形式，随便的意思）。这样的一个房间和这样的一个聚会，从坐在房的中间和坐在台上的那些人的样子看来，简直好像是一个职工会会议，或是一个小规模的公开演讲。在房间的一边，有一高起的台，上面坐着三个人。这房间里颇为拥挤。在台上的一位和台下的一些人之间，正在进行着讨论。看去是个热烈的争辩。在台上的那个人是法官之一；在台下的发言者是正待裁判的罪犯！
这样“非正式的”、罪犯和法官之间的热烈的讨论，和法庭上全部程序的人性的气氛：——这些都是全世界各处劳动阶级会议的特色。而苏联的法庭，在事实上是为着某种目的劳动阶级会议——这目的就是要裁判一个犯了罪过的同志。
在苏联，司法的执行已成为工作人民的寻常的活动之一种：这个事实已打破了“正式的”司法和“非正式的”司法的界限。我记得在莫斯科有一夜约在十点钟模样回到家里，看见楼梯旁聚集了许多人，有些人在高声争辩着。“什么事情？”我问。“一个同志法庭。”是个回答。“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我的第二个显然的问句。于是有一位邻居妇人立刻把全部的故事告诉了我，她很热心地告诉我这全部的不名誉的故事，和她倾听这案件进行时同样的热心。
这故事原来是这样：住在我们下一层的房客里有一个人喝醉了酒，殴打一个邻居。这个邻居将情形控诉于房屋委员会。有证人。房屋委员会决定举行一个“同志法庭”来审判这件事，所以在这个夜里十点钟的时候，便在开审这个案子。法官就是房屋委员会中的一分子；陪审员是由全座房屋中其他几个房客担任。结果证明这被控者确犯了罪过。判决是要他在全体邻居之前受公开的谴责。这个案子便这样了结。
用这样的方法对付打架、关于工作的忽略、以及酒醉等等小过失，是否有效？据苏联的经验所表示，有许多事件，如在英国须现身法庭的，在苏联只须用这样的“同志法庭”，用公开的谴责，很有效力。但是如果同志法庭的判决，认为所犯的罪过超出公开谴责的范围，那它也要将这个案子转送到人民法庭——在苏联的“正式的”司法机关之最低的一层。
人民法庭约等于英国的初级审判庭。在一九三六年的新宪法颁行以前，人民法庭的法官是从本地职工会所交出的名单中选任的。当时每个法官在就职以前，都须先受过短时期的法律训练（约有六个月的时期）。现在在新宪法之下，法官须由秘密普选产生，候选人由职工会、党、和工作人民的其他组织提出。和法官同坐的有两个助理法官，是无须经过任何法律训练的，在旧制之下，也是从本区职工会提出的名单中选任的。现在他们也要由人民直接选举。
案件的审问是在最不正式的气氛中举行。刑事案件有的是控诉做父亲的不承认，因此由母亲提出赡养费的请求；有的虽然承认了，却拒绝担负经济的责任。在每一案件，被告和法官得作无拘束的谈话，因为在苏联并没有轻蔑法庭的罪名。我记得听审过一个案子，有一个青年被控酗酒。他在深夜喝醉了酒，向一个过路的人强令付款。审问这个案子的法官是个妇人，她结束这个案子的时候提及“消除无赖暴行运动”，并说到这个青年在半夜扰乱治安的可耻的行为。这个青年插着说：“当时不是在半夜；当时才十二点钟！”“是，这是半夜。”法官这样说，并接着谆谆劝导这青年要和无赖暴行斗争。这个青年被判决了七个月的“强迫劳动”。
苏联法庭的判决，通常是强迫劳动或监禁。强迫劳动，听来虽然可怕，却是一种较轻的判决，在事实上是罚款，而且是用陆续缴纳的办法。被判决做强迫劳动的人得继续做他的职务，不过每月要在他的工资中扣出一部分，交给当地的政府。同时把他被判决强迫劳动的事实通知雇用他的当局和他所属的职工会，后者要对这个人加以特别的注意，要使他改善他的行为，成为一个更满意更有良心的公民。犯罪者虽受着强迫劳动的法律制裁，同时仍不免于他所工作的地方的壁报批评，和一般的社会的指摘，同时也勉励他在将来要做更好的工作，要尽更好的公民天职。
对于比较严重的案子，人民法庭便加以监禁的判决。但是关于这方面，如与英国的同一罪名的意义比较，在苏联的监禁罪几乎是一种愉快的经验。因为在苏联的监禁罪，主要的内容是要使犯人和社会中其他的人隔离开来，和其余相类的犯人一起，同在隔离的处所做有用的工作，得相当的工资，并参加“隔离区”或“监狱”的管理，和儿童参加他们学校的管理，或工人参加他们工厂的管理相类。在苏联的监禁和自由，其主要的差异是：（a）犯人必须生活在他们被送到的地方；（b）他们的工资比自由的时候少得多。这两个特点，在寻常的公民已是足够的警戒，但是和其他地方通常盛行的状况比较，他们确使监禁的生活舒适。
苏联的刑事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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