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犯区，现在通常是在有大规模建设工作正在进行的地方。波罗的海和白海间的运河，大部分就是由刑事犯劳动造成的；莫斯科瓦尔加运河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造成的。这种大规模建设事业有个特点，就是用得着各种专门的人材。所以在苏联的犯人在执行判决期间，很少不能用到他的专门技术。而且在这种建设的职务，如同苏联各地的建设职务一样，都继续需要熟练的人材，所以原来不熟练的犯人在执行判决期间都有学习一业的机会，等到后来他被释放的时候，所得的资格比他被拘的时候高得多了！
在刑事犯区里面，犯人依照他们的工作赚得工资。但是这些工资比职工会替自由工人所定的工资率少得多。近几年来，有些人对于这方面的改变感觉到失望（因为有一个时候，犯人所得的工资也是依照职工会所定的工资率），但是这些人应该想到，在苏联自从一九三一年以后，便没有失业的事情。在那一年以前，既然也有工人没有工作做，任何一种犯人做任何形式的工作，其势都要使其他工人失业，除非犯人也享受工会所规定的条件：这种说法，在一九三一年以前的苏联是对的。这种说法，刚巧也可以适用于今日的英国。在英国常有这样的声明，说在英皇陛下的监狱里的犯人“只缝制邮袋”，藉此证明这些犯人的狱里劳动并不使别人失业。但是倘若他们的缝制邮袋不是没有工资，那末失业的工人便要被雇用来缝制邮袋，作为谋生的职业；这样看来，在英国今日，狱里劳动的现有制度（以及任何制度，在那里面犯人都不能享受职工会所规定的条件），是有助成失业的流弊。在苏联，在一九三一年以前，也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在那时以前，犯人都享受职工会所规定的条件。但是在今日，情形不再是这样了，所以犯人虽也可得工资，却是不及他们自由时候一样多。
在苏联刑事犯区的自治程度也是很高的。壁报是犯人发表意见的工具，好像自由人一样。业余的社会活动也在种种部门内进行着；优良的工人也可很迅速地被升擢到负责的职务。在自由时候侵吞公款的会计，在刑事犯区里也可以担任会计，倘若他工作得好的话；一个原来做过贼帮的领袖的人，也可以成为建设工作的突击工人领袖。
在莫斯科附近有个区域——名叫布尔穴俘——是世界闻名的 。这个特区开办时是为着无家可归的儿童而设立的。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苏联被迫作战，在这个战争里，英国花费了一万万镑的巨款。这些无家可归的儿童就是在这次战后，游荡街头，以犯罪为生。在布尔穴俘公社，他们被鼓励在一个公社里管理他们自己，有着他们自己选出的管理委员会。他们建立工厂，学习工艺。今日，距原来居民的判决期限满期为时很久了，可是他们里面有许多仍旧住在布尔穴俘村，在那里的工厂里工作，并且帮助新来者也变成有用的公民。这个公社的领袖，就是原来无家可归的儿童里面的一个。
倘若把苏联的刑罚制度和苏联生活的其他方面比较，我们须把他们的刑罚制度看为教育的一种形式。苏联学校的管理，是要尽量鼓励学生发展他们的公民意识。这种办法也被采用于犯人的待遇，使他们由于建设劳动的经验，和对于他们自己事务的民主的处置，得到社会责任的最大的意识。
在工厂里，社会主义竞赛和工资的物质的鼓励，是相辅而行的。同样地，在刑事犯区里，他们也有社会主义竞赛；犯人也领收工资，在他们里面最好的工人可缩短刑期，通常为缩短三分之一的刑期，倘若他们工作得好。这样，倘若我们可以把苏联的教育称为“公民教育”，那末，我们也可以把苏联的刑罚制度称为“公民的再教育”。
在结束本章的时候，还有关于苏联刑罚制度另一方面的几句话，这方面在世界报纸上得到不少黑暗的宣传。刑罚制度的这一方面，不是用来对付犯了错误的同志，却是用来对付对苏维埃社会表现有意破坏行动的人们。因为就是在今日，还有若干个人准备用暴动的计划，和外国的列强合作，推翻现有的苏维埃制度。
有许多对于苏维埃统治同情的人，不能了解在俄国革命之后的二十年，怎么还有人是苏联统治者的敌人。我觉得这些人忘却，对于苏联的公开的武装战争，最后在一九二二年才被打败。从那时以后，不止一次有人企图煽动，发动新的攻击。就是在目前，进攻苏联是主要的法西斯国家所公开宣言的政策。
为着准备这个战争，希特勒并不踌躇地暗派代理人到苏联去，好像他暗派代理人到别的国家里面去一样。倘若他觉得有代理人在西班牙和法国，在南北美洲，是于他有利，他要觉得更有需要暗派代理人到苏联去，对于这个国家的进攻，是他公开认为是他的主要目的。
而且如果我们同时想到苏联自己内部的地位，便知道要说在苏联今日不再有一些人，对于苏联政府，为着某种原因还是怨恨的，还是要推翻它的，那是狂妄的乌托邦的思想。倘若我们考虑到这些情形，我们便知道有明确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在将来，如同在已往已发生过的一样，和法西斯国家合作的反苏阴谋，仍有发现的可能。
在苏联，对于同志间的司法之执行，虽是作为公民再教育的手段，但是苏维埃国家对于那些在事实上是战争的行为之犯罪，也用战争的法律来应付。在苏联今日，代表将来一方面的司法制度，是在同志间的司法，这在上面已有较详的描述。至于战争的法律，是专用于对付苏联政府的政敌。如间谍，怠工者，和恐怖主义者。只须世界上有进攻苏联阴谋和煽动苏联内部困难的国家一旦存在，这种对付政敌的法律是要继续存在的。
关于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在莫斯科审的大案子，曾经引起颇大的疑团，因为有人认为这些审判表示苏维埃制度的不民主的性质。他们说：“像拉狄克和齐奴维哀夫那样的人，不得不采用武装的恐怖，这件事所以会有，必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可以发表他们意见的方法。”这句话在实质上是正确的，但所以有这样的情形，有两个可能的理由。第一，也许政府当局绝对不许批判或讨论，干脆地阻止这种人对于政策发表合法的批判；第二，也许这样的个人已经屡次发表过他们的意见，直到后来，在全国的民主机关经大多数的决定，认为这种意见的宣传是违反社会利益的。依第二个例子，这些人不能再发表他们的意见；那是因为人民不再要听他们的话。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这个事实所表示的，不是这种禁止含有不民主的性质，却是民主的性质。
只要战争的威胁仍临着苏联，战争的法律仍将实行于对付某些案件，在这些案件里面，有些公民，客观地说来，是和苏维埃国家的公认的仇敌合作。在这样的范围里面，我们才仍旧看得到死刑——“社会保卫之最高的手段”——加于“共和国的仇敌”。但是同时，为着对于错误公民的再教育，同志的法庭却是应用于在苏联法庭受审的最大多数的人。
同志间的司法和战争的法律，在苏联今日同时分别实行着。这两种办法不该混为一谈，因为它们代表两个相反的倾向——一个是为现有的世界局势所迫的对于安全的争取；还有一个是由朋友们所执行的寻常的方法，用来调整他们的关系，使大家彼此间都获得利益。战争的法律在苏联今日仍然要用得着，因为受外力的强迫，这外力重复中世纪的已往的黑暗，使苏维埃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其他一方面的法律，——同志的法律，将来人类社会的法律——正在一天天更多地在苏联实行着，成为工作人民自己的日常活动，其目的是为着他们自己的相互利益，保持法律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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