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政治中的新兴大国群体化：结构、进程与机制分析

　　赵斌，男，1985年生，江西遂川人，武汉大学法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爱丁堡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全球气候政治。 截至2019年3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西安交通大学“新教师科研支持计划”项目，同时参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等省部级课题多项；在《当代亚太》、《欧洲研究》、《南亚研究》、《国际论坛》、《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教学与研究》、《国外理论动态》、《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国际问题研究学术论文20多篇，其中多篇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政治》全文转载。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问题中的热点与难点，且由于其长期性、不确定性和公共问题属性，因之成为典型的政治议题。全球气候政治呼唤全球气候治理，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对全球气候治理影响深远。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如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逐步形成了“抱团打拼”态势，即从“G77+中国”这一早期气候政治实践，到当前占居主导地位的“基础四国”（BASIC），再到非正式的国际机制下的新兴大国气候合作，称之为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作者对全球气候政治中的新兴大国群体化这一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新现象进行综合分析，从结构、进程与机制三个维度展开。结构分析方面，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其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在于全球气候政治这一宽广的活动舞台。系统进程分析方面，1992年以降的全球气候政治互动，尤其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历届谈判当中的博弈各方分歧甚大，利益交错，形势复杂多变。不过这其中较为明晰的主线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阵营之间的矛盾分歧，从而形成两大谈判方的南北对立。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形成机制包括内生动因和外部条件两大方面，即群体化的内生机制和外部机制。内生机制方面，通过对主要新兴大国的个案比较分析发现，双层互动与新兴大国身份是影响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参与和对某个气候政治群体进行身份选择的两大重要变量。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外部机制，在于新兴大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气候政治互动。作者提出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政治，是探寻气候变化应对这一集体行动难题化解之道的可贵尝试，有望重塑全球气候治理，争取全球气候公平正义，推动全球气候制度变迁等。当然，也应看到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本身亦存在上升困境，如存在有效参与不足、国家发展与气候变化应对之间两难、大国合作有待深化等问题。因此，有关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前景，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它至少在群体小众化或扩容、大国政治的回归、全球气候治理的谨慎希望这三个方面存在复杂性和可变性。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在发展中国家阵营团结的维持、崛起中的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相互关系、战略空间拓展上的选择困境等方面，对中国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