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幸福问题上，也会遇到自我、小我与大我的问题，我们必须处理好彼此的关系。既要尊重自我、小我，又要维护大我；在必要时甚至必须为大我而牺牲自我、小我。因为，当幸福仅仅属于个人的时候，只不过像挂在项上的金项链，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只有当它属于集体、属于人民的时候，才是伟大的、有意义的。
在革命者的心目中，为取得革命胜利而遭到的灾祸苦难，是革命所必须偿付的代价。这种代价需要多少，便得付出多少，丝毫不能怜惜。这种代价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吃苦、舍富、受贫、忍饥、耐寒、担忧、挨骂、坐牢、受刑、杀头、战死等等。这些代价无论多么重大，对未来的永久幸福来说，它总是暂时的，对全局的胜利来说，它总是局部的。在这里，革命者把自我、小我溶进阶级的大我中去了，个人的牺牲便成了整个阶级的一个局部牺牲。对于抱有这样的人生观和幸福观的人，他们决不会只追求物质享受的幸福，而是把遭受灾难祸患视为意料中的事，即使在杀身大祸面前，他们也能以革命浪漫主义毫迈气概处之，绝不苟且偷生，他们在牺牲中感到了幸福。
这种为人类的大我所做的牺牲，在那些抱有个人主义人生观和幸福观的庸人眼里，无论如何不可理解。他们把这些事看成是天外飞来的横祸，认为如果谁不临难逃避，屈辱苟且，那谁就是自讨苦吃。他们把个人甘受大祸而为人民创造大福的人，一律看成傻子。这些人只承认个人、小我的幸福而无视大我、人民的幸福，只贪图渺小的、狭隘的幸福而不理解伟大的、普遍的幸福，只知道物质享受的幸福而不懂得精神生活的幸福；只体会到活着的价值省悟不到壮烈地死的意义；只追求个人一生一世的幸福而看不到广大人民子孙万代的幸福。他们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幸福观较之服从于大我的革命者的幸福观，可谓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一个是何等的渺小，一个是多么的崇高。
资产阶级幸福观的本质特征在于鼓吹个人幸福，把损人利己、追求个人幸福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不变法则。狄德罗就曾说，所有活着的东西，人也不例外，都牺牲同类来寻求自己的幸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种观点正是尔虞我诈、追逐私利、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映，这种幸福观必定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恩格斯曾对当时的这种资产阶级幸福观进行过尖锐的批判，他说，这种幸福观“使人不做一点正事，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丢掉人的本性，而去一味追求‘幸福’，只想吃得好，喝得好；它把丑恶的物质享受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这种以自我、小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幸福观认为，死——哪怕是为了集体的利益和正义的事业，都是最大的不幸，只有自己活着才是幸福的，如果自己不在里边，即令最好最完美的世界，也是毫不足取的。这种观点是多么的自私自利啊。
个人主义幸福观不顾及大我，只注重自我、小我、是不是容易得到“幸福”，容易得到某种满足呢？且看这样的一个故事：从前有个农民，他穷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他朝思暮想：“要是我有几亩地，自种自收，该有多好啊！”后来他的希望达到了，他有了几亩地。这地种了几年，他又想：“要是我有几百亩地，雇几个长工，自己不下地，该多好啊！”他的愿望又成真了，他成了地主，吃喝玩乐，成天不干活，按说他应该满意了吧，但他依然不满足，他在想：“出门得自己走路，要是有马骑，有轿坐，该多好啊！”他的目的又实现了，出门能骑马坐轿了，论理他应该感到十分的“幸福”了吧，可是，他的慾念还有膨胀，他这时又想：“要是能在朝中作官该多好啊！”这个哲理性的故事昭示我们，以自我、小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者所需要的幸福难以达到，其无限膨胀的慾望是始终满足不了的。
以自我、小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幸福是要不得的，因为它产生的私慾会永无止境，持有这种幸福观的人必然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之上，危害社会，妨碍人类大我的幸福。我们应该像彭湃、方志敏等革命者那样，为了大我，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甘愿遭遇苦难祸害，牺牲自我、小我。当然，现在我们正处于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的环境中，既然没有炮火、硝烟，又没有敌人屠刀的逼迫、严刑的拷打，更没有刑场上壮烈的牺牲，但我们仍应该学习他们的精神，把他们处理自我、小我与大我关系的原则和精神运用到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来，时时以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为重，不搞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发扬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和友爱精神克己让人，先公后私，当个人志趣和国家的需要有冲突时，无条件地服从国家的需要，在日常工作中把荣誉让给别人而把困难担在自己肩上，多贡献而少索取等等，所有这些，和过去英雄人物为革命牺牲个人生命的行动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雷锋及近年来涌现出来的张海迪、朱伯儒、蒋筑英、罗健夫、雷雨顺等先进人物正是做到了以上这些，才受到人们的敬仰。
张海迪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为社会作贡献，而不在于向社会索取。谁能够正确处理自我、小我与大我的关系，谁就能在工作的生活中得到无穷的乐趣和幸福。懂得奉献和肯于奉献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