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作歌，惟以告哀”，《魏诗》曰“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若斯之类，岂可谓之金石之乐哉？是以徒歌谓之谣，徒吹谓之和。《记》曰：‘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毛谓之乐。’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者，此乃所谓乐也。至于素琴以示终、笙歌以省哀者，则非乐矣。《间传》云：大祥除衰，杖而素缟麻衣，大祥之服也。《杂记》注云：‘玄衣黄裳，则是禫祭，黄者，未大吉也。’《檀弓》云：‘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郑志》：赵商问，郑玄答云：祥谓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谓二十七月，非谓上祥之月也。徙月而乐。许猛《释六征》曰：乐者，自谓八音克谐之乐也。谓在二十八月，工奏金石之乐耳。而驳云：‘大祥之后，丧事终矣。’脱如此驳，禫复焉施？又驳云：‘禫中鼓琴，复有罪乎？’然禫则黄裳，未大吉也，鼓琴存乐，在礼所许。若使工奏八音，融然成韵，既未徙月，不罪伊何！又驳云：‘禫中既得从御职事，求上何为不可？’检龙虎居丧二十六月，始是素缟麻衣，大祥之中，何谓禫乎？三年没闰，理无可疑。麻衣在体，冒仕求荣，实为大尤，罪其焉舍！又省依王、杜禫祥同月，全乖郑义。丧凶尚远，而欲速除，何匆匆者哉？下府愚量，郑为得之。何者？《礼记》云：‘吉事尚近日，凶事尚远日。’又《论语》云：‘丧与其易宁戚。’而服限三年，痛尽终身。中月之解，虽容二义，尚远宁戚。又检王、杜之义，起于魏末晋初。及越骑校尉程猗赞成王肃，驳郑禫二十七月之失，为六征三验，上言于晋武帝曰：‘夫礼国之大典，兆民所日用，岂可二哉。今服礻覃者各各不同，非圣世一统之谓。郑玄说二十七月禫，甚乖大义。臣每难郑失，六有征，三有验，初未能破臣难而通玄说者。’如猗之意，谓郑义废矣。太康中，许猛上言扶郑，《释六禫》，《解三验》，以郑禫二十七月为得，猗及王肃为失。而博士宋昌等议猛扶郑为衷，晋武从之。王、杜之义，于是败矣。王、杜之义见败者，晋武知其不可行故也。而上省同猗而赞王，欲亏郑之成轨，窃所未宁。更无异义，还从前处。”
鸿又驳曰：“案三年之丧，没闰之义，懦生学士，犹或病诸。龙虎生自戎马之乡，不蒙稽古之训，数月成年，便惧违缓。原其本非贪荣求位，而欲责以义方，未可使尔也。且三年之丧，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郑玄以中为间，王、杜以为是月之中。郑亦未为必会经旨，王、杜岂于必乖圣意。既诸儒探赜先圣，后贤见有不同，晋武后虽从宋昌、许猛之驳，同郑禫议，然初亦从程猗，赞成王、杜之言。二论得否，未可知也。圣人大祥之后，鼓素琴，成笙歌者，以丧事既终，余哀之中，可以存乐故也。而乐府必以干戚羽毛，施之金石，然后为乐，乐必使工为之。庶民凡品，于祥前鼓琴，可无罪乎？律之所防，岂必为贵士，亦及凡庶。府之此义，弥不通矣。鲁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为逾月则可矣。尔则大祥之后，丧事之终，鼓琴笙歌，经礼所许。龙虎欲宿卫皇宫，岂欲合刑五岁。就如郑义，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素冠、缟纰及黄裳、彩缨以居者，此则三年之余哀，不在服数之内也。衰绖则埋之于地，杖则弃之隐处，此非丧事终乎？府以大祥之后，不为丧事之终，何得复言素琴以示终也。丧事尚远日，诚如郑义。龙虎未尽二十七月而请宿卫，实为匆匆，于戚之理，合在情责。便以深衣素缟之时，而罪同杖绖苫塊之日，于礼宪未允。详之律意，冒丧求仕，谓在斩焉草土之中，不谓除衰杖之后也。又龙虎具列居丧日月，无所隐冒，府应告之以礼，遣还终月。便幸彼味识，欲加之罪，岂是遵礼敦风，爱民之致乎？正如郑义，龙虎罪亦不合刑，匆匆之失，宜科鞭五十。”
三年七月，司空、清河王怿第七叔母北海王妃刘氏薨，司徒、平原郡开国公高肇兄子太子洗马员外亡，并上言，未知出入犹作鼓吹不，请下礼官议决。太学博士封祖胄议：“《丧大记》云：期九月之丧，既葬饮酒食肉，不与人乐之；五月三月之丧，比葬，饮酒食肉，不与人乐之；世叔母、故主、宗子，直云饮酒食肉，不言不与人乐之。郑玄云：‘义服恩轻。’以此推之，明义服葬容有乐理。又《礼》：‘大功言而不议，小功议而不及乐。’言论之间，尚自不及，其于声作，明不得也。虽复功德，乐在宜止。”四门博士蒋雅哲议：“凡三司之尊，开国之重，其于王服，皆有厌绝。若尊同体敌，虽疏尚宜彻乐。如或不同，子姓之丧非嫡者，既殡之后，义不阙乐。”国子助教韩神固议：阙“夫羽旄可以展耳目之适，丝竹可以肆游宴之娱，故于乐贵县，有哀则废。至若德俭如礼，升降有数，文物昭旂旗之明，锡鸾为行动之响，列明贵贱，非措哀乐于其间矣。谓威仪鼓吹依旧为允。”
兼仪曹郎中房景先驳曰：“案祖胄议以功德有丧，鼓吹不作；雅哲议齐衷卒哭，箫管必陈，准之轻重，理用未安。圣人推情以制服，据服以副心，何容拜虞生之奠于神宫，袭衰麻而奏乐。大燧一移，衰情顿尽，反心以求，岂制礼之意也。就如所言，义服恩轻，既虞而乐，正服一期，何以为断？或义服尊，正服卑，如此之比，复何品节？雅哲所议，公子之丧非嫡者，既殡之后，义不阙乐。案古虽有尊降，不见作乐之文，未详此据，竟在何典？然君之于臣，本无服体，但恩诚相感，致存隐恻。是以仲遂卒垂，笙龠不入；智悼在殡，杜蒉明言。岂大伦之痛，既殡而乐乎？又神固等所议，以为笳鼓不在乐限，鸣铙以警众，声笳而清路者，所以辨等列，明贵贱耳，虽居哀恤，施而不废。粗而言之，似如可通，考诸正典，未为符合。案《诗》‘云钟鼓既设’，‘鼓钟伐鼛’，又云‘于论鼓钟，于乐辟雍’。言则相连，岂非乐乎？八音之数，本无笳名，推而类之，箫管之比，岂可以名称小殊，而不为乐。若以王公位重，威饰宜崇，鼓吹公给，不可私辞者，魏绛和戎，受金石之赏，钟公勋茂，蒙五熟之赐；若审功膺赏，君命必行，岂可陈嘉牢于齐殡之时，击钟磬于疑祔之后？寻究二三，未有依据。国子职兼文学，令问所归，宜明据典谟，曲尽斟酌，率由必衷，以辨深惑。何容总议并申，无所析剖，更详得失，据典正议。”
秘书监、国子祭酒孙惠蔚，太学博士封祖胄等重议：“司空体服衰麻，心怀惨切，其于声乐，本无作理，但以鼓吹公仪，致有疑论耳。案鼓吹之制，盖古之军声，献捷之乐，不常用也。有重位茂勋，乃得备作。方之金石，准之管弦，其为音奏，虽曰小殊，然其大体，与乐无异。是以《礼》云：‘鼓无当于五声，五声不得不和。’窃惟今者，加台司之仪，盖欲兼广威华，若有哀用之，无变于吉，便是一人之年，悲乐并用，求之礼情，于理未尽。二公虽受之于公，用之非私，出入声作，亦以娱己。今既有丧，心不在乐，笳鼓之事，明非欲闻，其从宁戚之义，废而勿作。但礼崇公卿出入之仪，至有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和銮之声，佩玉之饰者，所以显槐鼎之至贵，彰宰辅之为重。今二公地处尊亲，仪殊百辟，鼓吹之用，无容全去。礼有悬而不乐，今陈之以备威仪，不作以示哀痛。述理节情，愚谓为允。”诏曰：“可从国子后议。”
清河王怿所生母罗太妃薨，表求申齐衰三年。诏礼官博议。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议：“《丧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为母。《传》曰：‘先君余尊之所厌，不得过大功。’《记》：‘公子为其母练冠麻衣源缘，既葬除之。’《传》曰：‘何以不在五服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此皆谓公侯枝子，藉父兄以为称，其母本妾，犹击之于君，不得以子贵为夫人者也。至如应、韩启宇，厥母固自申内主之尊；凡、蒋别封，其亲亦容尽君妣之重，若然，便所谓周公制礼而子侄共尊。汉世诸王之国，称太后，宫室百官，周制京邑，自当一傍天子之式，而不用公庶之轨。魏氏已来，虽群臣称微，然尝得出临民土，恐亦未必舍近行远，服功衰与练麻也。罗太妃居王母之尊二十许载，两裔籓后，并建大邦，子孙盈第，臣吏满国，堂堂列辟，礼乐备陈，吉庆凶哀宜称情典。则不应傍之公第，仍拘先厌。愚谓可远准《春秋》子贵之文，上祔周汉侯王之体，成母后之尊，蠲帝妾之贱，申疏丧之极慕，拟功练之轻悲。诚如此：则三年之丧，无乖于自达；巨创之痛，有遂乎在中，宁成过哀，情礼俱允。”时议者不同，诏服大功。
时又疑清河国官从服之制，太学博士李景林等二十一人议：“按《礼》文，君为母三年，臣从服期。今司空自为先帝所厌，不得申其罔极。依《礼》大功，据丧服厌降之例，并无从厌之文。今太妃既舍六宫之黎，加太妃之号，为封君之母，尊崇一国。臣下固宜服期，不得以王服厌屈，而更有降。礼有从轻而重，义包于此。”太学博士封伟伯等十人议：“案臣从君服，降君一等。君为母三年，臣则期。今司空以仰厌先帝，俯就大功，臣之从服，不容有过。但礼文残缺，制无正条，窃附情理，谓宜小功。庶君臣之服，不失其序，升降之差，颇会礼意。”清河国郎中令韩子熙议：
谨案《丧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为其母妻。《传》曰：“何以大功？先君余尊之所厌，不敢过大功也。”夫以一国之贵，子犹见厌，况四海之尊，固无申理。顷国王遭太妃忧，议者援引斯条，降王之服。寻究义例，颇有一途。但公之庶昆弟，或为王，或为大夫。士之卑贱，不得仰匹亲王，正以余厌共同，可以夺情相拟。然士非列土，无臣从服，今王有臣，复不得一准诸士矣。议者仍令国臣从服以期，嚣昧所见，未晓高趣。案《不杖章》云：为君之父母、妻、长子、祖父母。《传》曰：“父母、长子，君服斩，妻则小君，父卒，然后为祖后者服斩。”《传》所以深释父卒为祖服斩者，盖恐君为祖期，臣亦同期也。明臣之后期，由君服斩。若由君服斩，然后期，则君服大功，安得亦期也？若依公之庶昆弟，不云有臣从期。若依为君之父母，则出应申三年。此之二章，殊不相干，引彼则须去此，引此则须去彼。终不得两服功期，浑杂一图也。议者见余尊之厌不得过大功，则令王依庶昆弟；见《不杖章》有为君之父母，便令臣从服以期。此乃据残文，守一隅，恐非先圣之情，达礼之丧矣。且从服之体，自有伦贯，虽秩微阍寺，位卑室老，未有君服细绖，裁逾三时，臣著疏衰，独涉两岁。案《礼》，天子诸侯之大臣，唯服君之父母、妻、长子、祖父母，其余不服也。唯近臣阍寺，随君而服耳。若大夫之室老，君之所服，无所不从，而降一等。此三条是从服之通旨，较然之明例。虽近臣之贱，不过随君之服，未有君轻而臣服重者也。议者云，礼有从轻而重，臣之从君，义包于此。愚谓《服问》所云“有从轻而重，公子之妻为其皇姑”，直是《礼记》之异，独此一条耳。何以知其然？案《服问》，《经》云：“有从轻而重，公子之妻为其皇姑。”而《大传》云：从服有六，其六曰“有从轻而重”。《注》曰：“公子之妻，为其皇姑。”若从轻而重，不独公子之妻者，则郑君宜更见流辈广论所及，不应还用《服问》之文，以释《大传》之义。明从轻而重，唯公子之妻。臣之从君，不得包于此矣。若复有君为母大功，臣从服期，当云有从轻而重，公子之妻为其皇姑；为母大功，臣从服期。何为不备书两条，以杜将来之惑，而偏著一事，弥结今日之疑。且臣为君母，乃是徒从，徒从之体，君亡则已。妻为皇姑，既非待从，虽公子早没，可得不制服乎？为君之父母妻子，君已除丧而后闻丧，则不税，盖以恩轻不能追服。假令妻在远方，姑没遥域，过期而后闻丧，复可不税服乎？若姑亡必不关公子有否，闻丧则税，不计日月远近者，则与臣之从君，聊自不同矣。
又案，臣服君党，不过五人，悉是三年，其余不服。妻服夫党，可直五人乎？期功以降，可得无服乎？臣妻事殊，邈然胡越，苟欲引之，恐非通例也。愚谓臣有合离，三谏待决；妻无去就，一醮终身。亲义既有参差，丧服固宜不等。故见厌之妇，可得申其本服；君屈大功，不可过从以期。所以从麻而齐，专属公子之妻；随轻而重，何关从服之臣。寻理求途，傥或在此。必以臣妻相准，未睹其津也。子熙诚不能远探坟籍，曲论长智，请以情理校其得失。君遭母忧，巨创之痛；臣之为服，从君之义。如何君至九月，便萧然而即吉；臣犹期年，仍衰哭于君第。创巨而反轻，从义而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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