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可读的小说真多，可读的自传却很少，至于可读的日记，那的确是太少了。随意架起个空中楼阁，信口说个天花乱坠，借他人的悲欢，传作者的心境，这当然是表现自己的无上法门。自传就没有这么方便了，作者对于事实虽然有取舍的自由，却不能够任意捏造（例外自然也是不少呀！），只好在这个小舞台上翻翻觔斗，显出一身的好武艺来。日记的拘束却更多了，说的话总脱不了眼前事故和心内波澜，而且累日积上，不是一气呵成，所以更难于施展文学的伎俩。这样看起来，跟作者生活最近的记载反而最不宜于表现作者的个性了。其实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天下最难的事情莫过于对自己持个客观的态度，视若路人地拿来描写，数十年如一日，一生才做出这么一部书。而且自卫的本能也不肯让我们这样把自己当做研究的对象。一个人每做一件事，接着就想今天晚上怎么把这件事记下来，结果将一个人分做两个，观察者的成分天天扩大，执行者的成分慢慢减少，一个人的意志力也就渐渐薄弱下去，最后弄到生机殆尽，身里只剩个眼光锐利的旁观者了。一个人成天分析自己，解剖自己，老在那儿吹毛求疵，总免不了有一天对于自己觉得怪腻的，真是不胜其厌烦，可是内视的习惯已经养成，不管你多么痛恨这个自己，这个可怕的影子总是反映在你眼前，更增加厌恶自己的心情了。所以历来几位出类拔萃的日记作家，像Swift, Marie Bashkirtseff, Enguenie 'de Gverrin, Mauricede Guerin, W.N.p. Barbellion那班人（Pepys可说是个例外，但是他郁郁不乐的时候可也不少），都是深于悲哀，不知道怎地安排此生的人们，同时都是从人生行列退出，斗室之内独自默想一生的坎坷，自怨自艾，无可奈何的落伍者。
我们现在正要谈的这位瑞士日记作家也可算是这种的畸零人。他一生的事实很少，年轻时候在柏林大学读三四年书，后来回到日内瓦大学当美学同道德哲学的教授，于一八八一年死去。他是个硕学的通儒，他的著作却非常少，六十年恬静的生涯留下来的只有几本无聊的诗集，几页的杂感，同四五篇零星的短文章，因此当时的人们对于这位思想严密，温文尔雅的教授都很觉得失望。当整理他遗稿的人将他生平所写的一万七千页的日记交给Edmond Scherer时候，这位目光如炬的批评家叹口气说道，“这些稿子你还是拿回去吧，年轻人。我知道Amiel；他是个一事无成的人。让我忘却他吧！——别再拨动他的死灰！”可是他终于印出两册的选本来，从此天下多事了。一位女诗人赞美他日记里所含的诗情，把他当做一个诗人看。一位注重义务观念，精神生活的女小说家（Mrs Humphry Ward）说他的日记是“一个孤单的思想者的衷肠话，是一个把精神事物认为世上惟一的实体的哲学家的默想录”。这位女小说家的叔叔，那个喜欢骂人的Matthew Arnold，看到他们这样子乱拉同志，免不了微笑，就说出许多讽刺的话，可是结果这位老批评家认为我们应当把这位日记作家当做一个绝等聪明的批评家看，这真是未免有情呀！现在又有人说这位满脸胡须，有点秃头的老教授有个古怪的爱人Philine了。这本书就是由这个新观察点，从那一大堆稿子里勾出来的新材料。
Amiel在他日记里说过这么一句话：“思想同鸦片一样，能够麻醉人，同时又叫人非常清醒。”这句话对于他自己的心病真可算是一矢破的。他最喜欢说易卜生那句误尽天下苍生的格言：all or nothing（与其不能得到全部，宁其一点不要），他一生大好的年华也就在追求这个自己明知绝不能实现的幻梦里面消逝去了。他随便遇到什么事情，总是踌躇莫决，只怕一失足成千古恨，无法改弦更张，因此什么事也做不成，始终是懊恼地徘徊着；光阴易得，教授老矣，真可说是再回头已百年身，他的日记就充满了这种怅惘的情绪。他不单是这么意志薄弱，而且他给黑格尔那派绝对一元论的哲学所麻醉，驰心于那个最后的本体，那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绝不能受什么限制；这么一来，执笔为文，跟真理已经是南辕北辙了，因为文字总是个限制，充其量只能说出很有限的一小部分，绝非宇宙的本体，一落言诠，便非真谛，我们这位哲学家就老在搁笔之中过活了。他在一八八○年五月十五日的日记里说道：“不适宜，也许因为我的神秘主义，也许因为我生性顽梗，也许因为我过于慎重，也许因为我不屑工作，总之，‘不适宜’是我一生的不幸，最少可算做我的特点。我从来不能使自己去迁就事势，也不能够使事势来迁就我。我的幻觉太少，不够鼓舞我去冒那些无法挽救的危险。我甚至于拿理想的境界来做借口。使自己不受任何种的束缚。关于结婚问题也是这样：只有毫无缺点的女人才能够叫我满意；可是，我自己又配不上一个毫无缺点的女人……在外界的事物里既然找不到一个满足，我就设法把原来的欲望连根去掉。‘独立’是我的躲难处；‘远避’是我的坚垒。我过了一个不带个人色彩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可是不能算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