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与学府

　　余斌，文学批评家，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36年生，昆明人。195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之后在西北从事文艺编辑工作，从《红旗手》到《当代文艺思潮》。八十年代末回滇从教。1997年获高校教师曾宪梓奖。出版专著《中国西部文学纵观》。代表性论文有《对现实主义深化的探索》、《边疆：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的重叠》和《论中国女性文学纵深意识的演进》。八十年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中青年）优秀论文奖一次，九十年代获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次。1993年被评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记忆”是越来越受到注意了，说被重视也不夸大。联合国就有个“世界记忆工程”，那是其教科文组织1992年发起的，目的是提高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保管必要性的认识，推动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保管。这个记忆工程所指的“记忆”是档案文献，其范围不限于文字记录，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工程即是例证。而对我这个站在历史学和人类学门外的人来说，记忆的概念比较宽泛，只要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历史真相的东西，无论他是官修的文献档案还是民问的野史、笔记、日记，甚或原生形态的个体口述实录，都是珍贵的记忆。这下问题就来了：如何鉴别真伪。史学中的一派对官方的东西往往持怀疑态度。比如翦伯赞，那是很有名望的史学家，写过一篇《史料与史学》，认为“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话说得有点绝对，但翦伯赞重视“琐言一类的杂史”，说“此种民间语言”“最为可信”，这确实能予人以启迪。在我写的这些东西里，所使用的文字材料绝大多数都属于这种比较可信的“民间语言”，比如书信、日记、散文、杂文、回忆录、传记以及年表、年谱，等等。这类文字一般都比较个性化，有的甚至相当地私人化，它们大多是被宏大叙事淹没，被主流话语疏远的历史游丝。当然，这些东西也未必都绝对可信，比较和甄别是必要的，但毕竟，这使我们重新构筑一种记忆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