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舒尔茨
我确信在人力资本投资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关联。然而，这一发展的制度内涵却远未明确。我的目的是要表明，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需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它们是为适应新的需求所进行的滞后调整，而这些滞后正是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经济理论是阐明和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必要的工具。
可以认为，人力资本在寻求其自身的参与权时要求表明制度的状况。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充分的历史资料可以说明土地所有权对经济的影响力处于下降之中，正如物质资本的所有权相对于人力资本的所有权的作用在下降一样。我们很早就知道李嘉图模型中的地租并不是经济价值的支点，物质资本的作用也不是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是决定性的历史因素。在李嘉图和马克思作出贡献的时期的那些支配土地和其他形式的物质资本的所有权的制度，已远不适合于进行了巨额资本投资的当代社会了。经济学可能是由于i．r．费雪的无所不包的资本概念与j．r．康芒斯对这一资本概念所赋予的法律依据的密切结合而被神圣化了。
经济学家在陈述经济模型时的一个积习难改的特征是，他们并不提及制度。但尽管有这一疏忽，现代经济学仍在着力于为制度变迁寻找理论支持。不过一个无法掩饰的事实是，他们在考虑制度问题时，分析的橱子里是空蕩蕩的，里面只有几个被视为无用了的标有“制度经济学”的旧盒子。当我们更进一步考察时发现，它们实际上既没有参考术语，也没有可以检定的专门概念，更没有经济理论来引导分析。然而，一个十分显然的事实是，特定的经济制度关系重大，它们是会变迁的，且它们事实上正在发生变迁。人们试图对可选择的制度变迁加以考虑来作出社会选择，以增进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的实绩。
我的计划是，首先定义和评价为经济提供服务的制度的特性，然后陈述和评价现有的三种分析方法，最后用第三种方法来解释特定的制度为适应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所作出的滞后调整。
为经济提供服务的制度
我将一种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例如，它们包括管束结婚与离婚的规则，支配政治权力的配置与使用的宪法中所内含的规则，以及确立由市场资本主义或政府来分配资源与收入的规则。由于我仅考虑这些制度中执行经济功能的部分，因此，我将把那些执行社会功能的制度搁置一边。我的目标是要考虑特定的政治法律制度对经济增长动态的影响方式，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正是制度概念将我引入政治经济学领域。我们可以部分列举出如下的制度：（1）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如货币，期货市场）；（2）用于影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如合约，分成制，合作社，公司，保险，公共社会安全计划），（3）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之间的联系的制度（如财产，包括移产法，资历和劳动者的其他权利）；（4）用于确立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框架的制度（如高速公路，飞机场，学校和农业试验站）。
这些制度的经济作用的某些精巧之处是可以一一列举的。有些是属于较古老的制度，货币就是其中的一种。随着国际交易量的增加，国际货币的供给就变得十分紧张。考虑现在正进行的“纸币兑换黄金”的国际化进程，我们推测它会使很坚挺的货币从黄金生产的制约中解脱出来。与之密切相关的是信用工具，其中包括债务。我很高兴地回想起康芒斯在他的课堂上布置的第一次作业是要我们研究引起债务参与流通的历史情况。产权的法律安排仍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它的经济含义在威斯康星大学的课堂上仍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尤其是在农业经济系。合约当然是一种可行的制度，它们也在经历着变迁，比如为获取更近的资本市场而对它进行投资，人力资本的形成。
近期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对劳动者权利的立法。它们现在已显得很重要，但他们正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且还有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组织与利用所有可聚集的有组织的劳工的谈判力量的权利，这可能会损失经济效率，从而足以誘致改变其中某些权利的政治进程。与此同时，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可能会迫使社会建立有利于人的代理组织的追加权利。政府制定的有组织的经济计划是近来产生的一种制度，在这方面经济理论的进步对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它澄清了价格的功能，在配置资源时是市场价格还是由有组织的计划所引导的影子价格。最后，我还要提及收入的公共转移的制度化问题，不过在这里指导原则和合适的安排还远未解决。
我们很难相信这类制度能在造物主的庇护下而使它们免于分析。分析的任务是要说明它们的功能，衡量它们的影响，并决定它们在什么时候是有效的。为了使这一工作有所进展，就需要有一个可供检验的理论方法，我们期望这些假设可以导出在实证上较为可靠的关于这些制度的经济行为的观点。
研究经济增长动态的方法
这一种方法是通过抽象将制度省略或剔除掉。正如我们在开始已注明的，这是一种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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