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它将会改变生产流程，从而更多地利用那些投入要素相对便宜了的生产流程，较少使用相对价格上升了的生产流程。或者是，如果某些流程的资本投入不是无限可分的，那末，市场规模的扩大，可能会使企业改变它的要素组合，以使用更多的资本，而较少地使用劳动。
（2）技术创新还可能是一项新的发明创造的产物。对不太懂行的人来说，他们经常从这一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术语。
最后，有人还可能考虑技术变迁的第三种形式，即其中间形式。尽管它实际上在逻辑上并不能代表一个独特的类别，但在这种情形下，一个行业的一项新的技术创新可能是由相对价格的变化所誘致的。例如，一个行业由相对价格的变化所誘致的一项技术创新，可能会使研究的兴趣集中于另一行业的类似问题，并在这类行业中产生新的发明与创新。
用于解释技术变迁的理论也可以用于分析安排的变迁。一项安排毕竟仅仅是使得资源以某一特定的方式进行组合的一系列安排中的一种，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们不过是技术流程的另一种形式（尽管或许是一种更为一般的形式）。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装配线的引进（这一创新应归于亨利·福特或他手下的生产经理索雷生）就是技术变迁的一个例子，但它只涉及现有劳力与机器的再安排。如果说装配线是技术变迁的一个例子，那末，涉及现有职能的制度再安排的一套法人控制办法的发展，如果不是与一个技术变迁完全相同的话，也与之非常类似。
如果读者愿意接受这一观点，我们的分析就可以沿着与讨论技术变迁的类似方法进行下去，即对一个非均衡的回应，使得经济活动的重组变得有利可图，它或者通过以现有的可选择的方式为基础所进行的简单再重组来实现，它也可能需要一种新的制度组织形式的创新。
对于第一类变迁，我们可以举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政府对很多运河和铁路公司支付的财政补贴的例子来说明。当时已知的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包括私人经营和政府控制。企业可以选择完全由私人经营的安排，但是这一类企业的资本成本（尤其是投资一个大项目时）非常高昂，另一方面，由政府未动员资本的成本却非常低，但是，政府所有权意味着企业要牺牲控制权和利润。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在这些可供选择的净收益既定的情况下，要使运输公司采用一项制度安排，就不得不支付一笔费用。在迫使它们放弃部分利润的同时，又给它们一笔低成本的动员资金。以宾西法尼亚铁路为例，州和地方政府承担了公司的部分建设费用，它们也因此被允许向铁路董事会任命一些理事。然而，到19世纪50年代，私人资本的成本相对于政府资金已经下降，此时，当铁路公司面临与前面相同的资金与控制决策时，铁路的管理者就转而选择完全的私人控制。这并不是因为补贴减少了它的生产性，而是因为补贴的净收益减低了（亦即替代成本降低了）。这样，在一组新的价格下，要维持旧的制度安排就不再是有利可图的了。
并非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是采取政府形式，股份公司（一种自愿合伙形式）的历史就是一个与之不同的十分有趣的例子。正是净收益的变化与市场规模的扩大共同誘致了这种安排形式的采用与修正。早在18世纪，股份公司就被认为是对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合伙制与独资企业的一种替代性安排，但是，只有州和联邦立法机关才有权颁发法人许可证，而且获得这种法律许可的成本非常高。用我们的类推来说，法人许可证代表了一种不可分割的资本，只有大的企业创新这—安排才是有利可图的。正如模型所表明的，私人股份公司大都集中于地区间的运输业，以及少数正显示出巨大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制造业活动（马萨诸塞纺织厂就是其中的一个）。而在其他领域，创立股份公司的成本要超过其收益，因此，其他企业尽管认识到有限责任与无限寿命的有用性，但它们觉得由此导致的费用太高了。
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情况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全国市场的扩张及许多制造业的技术变迁，使得企业的规模大大增加。（此时，在经济上适宜的广泛生产领域都已存在规模经济。）甚至在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间，尽管州仍然保留着自己的颁发法人许可证的权力，但它向制造业企业颁发的法人许可证却在增加，这就反映了上述事实。另一方面，到19世纪70年代，美国许多州采用了普通公司合并法，这一程序大大降低了法人创新的成本，作为对这一“要素价格”变化的反应，在部分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广泛取消了合伙企业和独资企业，并实行了公司组织的创新。尽管在这些部门不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但股份公司的其他方面的特征则已开始产生一个较小的但是为正的收入。
如同它们的技术结构一样，有些安排创新只是发明的产物，它们并不依赖于要素价格或企业规模的变化，它们的创新完全取决于关于新安排创新的知识的扩散以及现存安排的寿命。19世纪全国市场的扩张，冲垮了许多历史上的地方性垄断，将企业抛入激烈的寡头竞争之中。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这种竞争的影响，企业寻求有效的办法在市场上组织卡特尔，也就不足为奇了。非正式的卡特尔安排是在其间的每一企业都列出可供选择的安排技术。全国市场的出现，改变了相对净收入，从而誘致了诸如此类的组织形式。然而，在法律体制既定的条件下，传统技术并不是十分有效的，其解决的办法是期待新安排形式的发明：这一安排形式将在相同的资源成本下允许更大程度的卡特尔控制。
由美孚石油公司发明或至少是由它首创的托拉斯就是这样一种创新。不过它还仅仅是一种自愿合伙的创新，它的成本并不比早期占支配地位的非正式安排的组织的成本低，但它的结构避免了卡特尔决策中行骗的可能性。况且，尽管进入是自愿的，但法律的强制力会制止其成员退出，除非托拉斯中大多数股票持有者同意他这样做。再举一个例子，尽管州际商业委员会是因多种目的而创立的，但它在铁路行业中则变成了一种政府认可的有效的卡特尔工具。从铁路的观点来看，与早期的松散的合作所支付的成本相比，现在这种形式的成本要低得多，而以有效的卡特尔规则衡量的收入则要大得多。在上述两个例子中，发明被创新了，但是它们的创新并不一定依赖于要素成本的改变或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技术发展的第三种形式一样，制度安排同样也有“外在的”类型，一旦一种安排在一个部门被创新出来（可能由于净收入的缘故），在其他有关的行业也倾向于产生出类似的发明。因此，从激烈的地区间的铁路竞争开始，到州际商业委员会作为一个有效的收入再分配的工具，其间间隔了20年，而完成卡特尔又花掉了33年。然而，在卡特尔化的安排还没有被创新以前，航空工业几乎是很难被开创出来的。研究产业的学者确定了运载客人服务的可行时间是从1937年引进dc－3s开始，《1938年国家航空条例》又给予了美国航空局有效的控制权。假定任何一个政治酝酿期为正，那末，安排创新几乎都要早于因有效的卡特尔化所促使的潜在利润的形成。
安排创新理论
我们在第二部分简要地概括了整个理论。在第三部分，从安排性变迁与技术变迁引出了一个类推。下面我想用更精细的理论说明使之贯穿于后面的研究过程，上面的类推在这里被作为说明精细理论的一个基础，正如我们已了解到的，这一模型是试图预测新安排的层次、外部利润的出现与新安排创新的产生间的时滞长度。利润最大化的厂商理论以及它的技术选择为预测上述两个问题提供了基础，但两者仍有差别，让我们先来检验层次问题。
如果单单一种类型的制度安排就能够捕获外部利润，决策规则就会很简单——你创新了那种安排。但是，如果存在着几种选择，决策最好通过略作修正了的投资模型来检验。在进一步分析之前，让我们作如下解释：
1．pv表示决策单位期望从某些特定的组织形式的创新中能够获取的净收入现值。下标i，v，g代表组织的层次（个人的，自愿合作的和政府性的），数字1，2…m表示特定的安排。
2．r代表初级行动团体从新安排创新中获得的预期报酬，下标1，2…n表示预期报酬的年份，上标i（1，2…m），v（，2…m），g（1，2…m）分别表示一种安排的层次和名称。
3．r是与决策单位所包含的选择相适应的贴现率。
4．co是组织一个上标中的特定层次与特定名称的新安排的预期成本。
5．cs表示有关上标所不期望的决策带来的预期“阻滞”成本，阻滞成本为相反决策的成本乘以它们发生的概率。
6．crn是决策单位在确定的上标n年中对某种安排所承担的预期经营成本。在个人安排的例子中，可作如下排列：
pvi1＝（ri11－cri11）／（1＋r）＋（ri12－cri12）/（1＋r）2＋…＋（ri1n－cri1n）/（1＋r）n
pvi2＝（ri21－cri21）／（1＋r）＋（ri22－cri22）/（1＋r）2＋…＋（ri2n－cri2n）/（1＋r）n
………………。
pvim＝（rim1－crim1）／（1＋r）＋（rim2－crim2）/（1＋r）2＋…＋（rimn－crimn）/（1＋r）n
现值计算的有关成本与收入是行动团体所期望得到的，这些预期值是成本或收入的估计数乘以反映事实上能够实现的估计水平的某些因子（p）的结果。因此，我们可将上面等式中的n年的收入成本项作如下修正：
其中，pr是像在任一模型中成本和收入在时间上会推延一样，这些流量的现值也因未来的美元价值低于现值这一事实而打折扣。在成本方面，如果账单要到明年才偿付，那么货币在这一年是可以赚取利息的，所以成本的现值就是它的美元值减去账单到期之前这笔钱的投资所得。而在收入方面，则可运用相反的逻辑得出结论。（它们的价值要低于现期收入，因为你可能放弃了从现在到到期日期的投资总额所可能获取的利息。）当然合适的贴现率是决策单位能够借贷的利息率，或者是它们对自己资源的可选择使用时所期望获得的利率。
举例来说，某一具体的个人安排的现值（pvil）等于每年的预期报酬的贴现值减去行动团体所承受的安排运作成本以及该安排预期生命期间的年度自然增长利息的总和。任何其他可选的个人安排的现值（pviz…pvim）都可用同样的办法计算，尽管成本和收益当然是对每种特定的安排才适用的，在个人安排中，由于不存在组织费用，也不会遇到因对某一决策的厌恶而引起的“阻滞”情景，所要考虑的只是由安排运作中所必然带来的成本。
在自愿合伙组织的条件下，公式须稍作变动。尽管成本和收入流量看起未仍以相同的顺序出现（当然它们并不一定如此），但存在了一个附加项，即组织成本。而且，成本必须有人承担，所以，它不经任何折现：
pvv1＝－cov1＋（r1v1－cr1v1）／（1＋r）＋（r2v1－cr2v1））／（1＋r）2＋…＋（rnv1－crnv1）／（1＋r）n
pvv2＝－cov2＋（r1v2－cr1v2）／（1＋r）＋（r2v2－cr2v2））／（1＋r）2＋…＋（rnv2－crnv2）／（1＋r）n
………………………..
pvvm＝－covm＋（r1vm－cr1vm）／（1＋r）＋（r2vm－cr2vm））／（1＋r）2＋…＋（rnvm－crnvm）／（1＋r）n
最后，在可能的政府性安排的报酬表达式中，不仅包括了组织成本，也包括你不喜欢的决策的“阻滞”成本。后一方面成本存在于组织的整个生命期，因此，它是需要折现的。然而，我们假定，这类成本至少可以从一个阶段转移到未来，而且，在政府组织的条件下，并非所有的运作成本都要由创新团体来承受，有时它可能把成本的一部分转移到国家身上。这样，只有必须由创新单位承受的成本才和我们相关，公式如下：
pvg1＝－cog1＋（r1g1－cr1g1）／（1＋r）＋（r2g1－cr2g1））／（1＋r）2＋…＋（rng1－crng1）／（1＋r）n
pvg2＝－cog2＋（r1g2－cr1g2）／（1＋r）＋（r2g2－cr2g2））／（1＋r）2＋…＋（rng2－crng2）／（1＋r）n
………………………
pvgm＝－cogm＋（r1gm－cr1gm）／（1＋r）＋（r2gm－cr2gm））／（1＋r）2＋…＋（rngm－crngm）／（1＋r）n
为了选出一种最有利的安排，决策者将比较每种可选择的竞争性组织的净现值，从中选出一个最大正现值的形式。如果所有现值为负，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创新。一直要等到收入上升或成本降低到足以产生一个经济上可行的安排后才会有创新，尽管这个表达式过于简单，但仍显示出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1．由于用于报酬和成本的贴现在时间上会延滞，因此，支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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