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可能只包括单个人，也可能是一批自愿合作者，或政府性安排。
他们认为，制度安排之所以会被创新，是因为有许多外在性变化促成了利润的形成，但是，又由于对规模经济的要求，将外部性内在化的困难，厌恶风险，市场失败，以及政治压力等原因，而使这些潜在的外部利润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结构内实现，因而在原有制度安排下的某些人为了获取潜在利润，就会率先来克服这些障碍，从而导致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或变更旧有制度安排）的形成。一项新制度安排只有在创新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的成本时，才会被作出。因此，尽管在历史上可能存在许多可以获取的潜在利润，但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形下才会发生制度创新：（1）创新改变了潜在的利润；（2）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制度安排的变迁变得合算了。对于第一种情形，比较明显的有，市场规模的变化会改变特定制度安排的收益和费用；技术变迁会使得制度安排的变迁变得有利可图；一个社会中各种团体对收入的预期会使他们对新制度安排的收益与费用作出重新评价。对于第二种情形，如一种安排的组织成本已由另一种安排所支付，则这一安排创新的成本会显著降低；技术革新不仅能改变制度安排的收益，而且也能减少某些安排的运作成本；信息的传播与有利于安排创新的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也会使某些安排创新的成本降低等等。
制度安排的创新到底会选择哪一种形式，这取决于每一形式的成本与收益，以及受影响团体的相对市场和非市场力量。一般地，个人的安排不需要支付组织成本，也不要支付强制成本，但收入的增长只限于一个人，因而制度创新的外部收益不大。而自愿安排则是相互同意的个人之间所达成的合作性安排，参与其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合法地退出，因此，它要支付组织成本，但没有强制成本；而政府性安排则没有提供退出的选择权，因而它既要支付组织成本，也要支付强制成本，不过，由于它在作出决定时不需要有一致的同意，只要符合相互认可的组织程序即可，它要支付的组织成本可能要低于自愿安排。为了选出一种最有利的安排，决策者将会比较各种可选形式的净现值，并从中选出一个最大净现值的安排形式。
戴维斯和诺思还讨论了对潜在利润的认识与新安排的创新之间存在的时滞。他们将这之间的时滞分为：（1）从辨识外部利润到组织最初创新团体所需要的时间；（2）发明一种将外部利润内部化的技术所需要的时间；（3）从各种可选安排中选出一个最能满足创新者利润最大化的安排所需要的时间；（4）从可选择的最佳安排到实际经营之间所需要的时间。
诺思等人的研究引起了很大反响，并在许多方面得到更系统的阐述和深化。收入本文集的v．w．拉坦的论文“誘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是我们从他与宾斯旺格合编的《誘敌性创新：技术、制度与发展》中选取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对这些研究的综合，同时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这篇文章中，拉坦应用他对技术变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将舒尔茨和诺思等的理论推进了一步。他认为，制度变迁不仅是由舒尔茨和诺思讨论的对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所引致，而且也是关于社会与经济行为以及组织与变迁的知识供给进步的结果。正如当科学和技术知识的进步会使技术变迁的供给曲线右移一样，社会科学知识与商业、法律、社会服务、计划等方面的知识进步，也会使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右移，而且这些方面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创新的成本。此外，拉坦还讨论了经济和政治市场对制度创新的潜在需求与供给转变为制度组织与运行的实际变迁方式的作用，这里他尤其关注了近年来为经济学家所发展了的关于官僚主义行为和集体行动问题。
林毅夫的文章“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誘致性创新与强制性变迁”被舒尔茨誉为在制度研究的范围与内容方面的杰出之作。作者对制度的功能，制度不均衡的原因进行了研究，作出了誘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的区分，并吸收经济学家近年来对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研究，强调了这两方面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作者认为，人之所以需要制度，是因为一个理性人能力的有限性，他在作决策时要支付信息费用，以及人生活环境与生产中的不确定性。因而，一方面，人需要用制度来确保生命期的安全，另一方西，又需要它来促进他与其他人的合作，将外部效应内在化。
作者将制度变迁分为两种类型：誘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前者是指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后者是由政府法令引致的变迁。誘致性制度变迁又可分为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正式的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和修改，需要得到受它所管束的一群（个）人的准许，因此，它的变迁需要创新者花时间与精力去与其他人谈判以达成一致意见。非正式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与修改完全由个人完成，如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习惯、意识形态等等。由于制度安排不能获取专利，誘致性制度变迁会碰到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对此，可由制度企业家来分割潜在的利润。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常被用来减少这类费用的重要制度安排。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在近几年已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注意。诺思在他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中对此有详细论述。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结构符合义理或凝聚某个团体的功能。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能克服搭便车问题。它必须足够灵活，使它不仅能赢得新的团体成员的信赖，而且也能保持老团体成员的团结。林毅夫在他的文中提出，成功的意识形态执行这些功能的机制是通过给个人提供选择性激励来实现的。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因此，意识形态信念能起到弱化搭便车、道德危险和偷懒的功能。但是，无论是制度企业家，还是意识形态，都不可能使这些方面消除。因此，誘致性制度变迁就不能满足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最优供给。国家干预可以补救制度供给的不足。但是国家在怎样的情况下才具有这种激励呢？在本文中，作者把国家看作是通过国家统治者的行为未完成的过程。他和其他人一样，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个人效用最大化。他只有在下面情况下才会提供制度供给的不足：即按税收净收入、政治支持以及其他统治者效用函数的商品来衡量，强制推行一种新制度安排的预期边际收益要等于统治者的预期边际费用。因此，如果制度变迁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国家也可能维持一种无效率的制度不均衡。维持一种无效的制度安排与国家不能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这都属于政策失败。作者探讨了政策失败的几种可能原因：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本文集的第1、13篇由胡庄君翻译；第5、6、9篇由陈剑波翻译；第11篇由邱继成翻译；其余各篇由刘守英翻译。在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杜鹰、李国都等同志的大力帮助，我们尤其要感谢上海三联书店的陈昕和虞虹同志。由于我们的语言水平所限，译文中一定有许多缺点和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1990年5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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