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企业理论。因为可以确信的事实是，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管理的费用越低，在企业内部组织资源的比较优势就越大。为了将这一理论向前推进，我们有必要了解企业的意义是什么，并解释在怎样的环境下，“管理”资源的成本相对低于通过市场交易来配置资源的成本。我们所提出的古典企业理论是逐渐退出科斯所指引的路径来达到这一目标的。在我们的解释中，对队生产、队组织计量产出的困难，以及偷懒问题的考虑都是很重要的。但至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方面都是科斯理论所没有的，科斯的分析发展到现在也只是表明了一些不受限制的合约，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意义——既没有残余权利者的地位，也没有雇员与分合约者的地位的区别（没有任何我们下面所表明的意义）。而且，不真实的是，雇员一般以长期合约安排为基础，而被雇佣的人比一系列短期的或不定期的合约更多。
我们所提出的一些追加要素的重要性就在于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控制监督者的人有责任获得残余，也在于我们后边所讨论的公司、合伙经营和利润分享制的含义。企业组织的这些可供选择的形式只在市场费用的基础上是很难解决的，我们的解释也表明了古典企业的定义中的一些至关重要的方面迄今为止还是缺乏的。
此外，技术的发展有时会降低市场交易的费用，同时也会扩大企业的作用。如在织布中利用的“生产”（puttingout）体系，其投入主要是通过市场谈判来组织的。随着集中的动力源的发展，与动力源接近的从事队生产的织布就更为经济，这无疑给织布工带来谈判（形成）合约的费用降低，然而，我们所观察到的是在一个企业内组织投入的工厂体系的开始。为什么呢？因为织布者在购买他们使用的装备中的动力源时，并不能像接触电力线那样而简单地移向一个共同的动力源。现在，在设备的联合使用中，队生产就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它包括工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他们对机械的联合使用，使边际生产率的衡量变得更加困难。尽管合约的谈判费用降低了，同时由于活动的集中化程度提高，使投入行为的管理也变得更加容易。企业作为一种组织扩大了，尽管由集中权力带来了交易费用的降低。这种理论同样可用于说明现代装配线，因为集中的动力源的形成，扩大了企业作为一种享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形式的生产活动的范围。
一些经济学家步奈特之后，认识到指导者或集中的雇主对财富变化风险的承担，但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它是一种可行的安排。而更为反风险的投入被假定为是雇员而不是古典企业的所有者。与企业命运相关的反风险和不确定性与我们的解释没有任何相关，尽管它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一个队的所有资源不是由一人所有。这样，风险的作用，它在因无法预期的竞争、技术发展或需求的波动冲击企业所吸收的意外收获方面的意义，就不是我们理论的中心，尽管事实上不完全的知识（进而风险，在这一意义上的风险）是理解监督队的行为问题的基础。我们推断，向管理者支付残余权利（平等）的体制可望是一种减少偷懒的有效手段，它能使队生产更为经济，而不是由于企业在一个动态经济中的反风险较小。我们假定“风险的分配”不是古典企业存在与组织的有根据的理论基础。
尽管我们已强调了队生产是一种产生了费用的计量工作，并论述了队生产是企业的一个基本（必要？）条件，但是难道没有其他使计量便宜同时也能产生与这里所分析的企业具有同样的合约安排形式的障碍吗？例如，假定一个农民以早先确定的数量生产了小麦，但是，农民如何种小麦则决定了监督质量变化的精确与困难的程度。为了更经济地估计生产率，纵向一体化可以使一个购买者对农民的行为加以控制。但是这不是一种联合的或队生产的情形，除非‘信息”被认为是生产的一部分。（一个更好的情形可能要拓宽生产的概念，我们在这里将忽略不论。）如果不是组成一个企业，一个购买者可能与他的生产方面的监督者签定合约，正如房屋建造者与监督建筑合约的建筑师订立合约一样，那种安排不是企业。不过，一个企业仍然有可能组织许多产品的生产，在这里没有队生产，也没有分别所有的资源的联合使用。
这一可能性十分明确地表明了一个我们所选择的更宽泛的或补充性的方法。（1）正如我们在本义所从事的，它可以论证，当存在联合的队生产时，企业是一种特殊的监察装置。如果引起了其他形式的较高的监督成本，就将使用一些其他形式的合约安排。因此，对于每一种来源的信息成本，可能有不同的监督形式和合约安排。（2）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通过市场的监督是困难的，因此设计了不同的合约安排形式．但是，还不清楚的原因是企业为什么与我们这里所定义的队生产相联系，甚至是高度相关。它同样可能和可行地使用了其他来源的高监督成本。我们没有很集约地分析其他的来源，我们只需要注明我们现在已修正过的假定是正确的就行了，它促进了我们现在的努力。不论怎样，对这里已发展了的理论的检验应看我们所认识的条件对于具有长期可行性的、而不是刚刚创办但容易夭折的企业是否是必要的。联合的大企业或将分散的生产代理人集中到一个人所有的组织，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投资信托或投资的分散化方法。一个持股公司可以称之为企业，因为“企业”一词与拥有收入来源的任何所有制单位有共同的联系。共同使用的“企业”一词的含义是如此华而不实，我们不希望解释共同附着的名目甚或是技术性文献中的每一实体，而是要寻求识别与解释由本文所分析的信息要素的成本所誘致的特定的合约安排。
企业类型
利润分享企业
我们对资本主义企业的解释中有一个明确的假定是，由于一个集中的监督者是享有残余权利的人，他能约束他自己，因此，由他管理队的投入的成本要相对低于对队成员的边际产出的计量成本。
如果我们在一个企业内来看谁是监督者——雇佣，解雇，变迁，提升以及再谈判——我们将发现他是一个享有残余权利的人，或至少他的付出与报酬比其他任何人与企业残余价值的波动更为相关。他可能比具有其他任务的投入享有更多的选择、权利或红利。
我们对企业的解释中的一个内含的“辅助性”假定是，如果残余权利不全由集权的监督者所有，则队生产的成本会增加。因此，我们假定，如果所有的队成员依赖于对利润的分享，则集中的监督者偷懒的增加所导致的损失将超过对其他队成员不偷懒的激励增加所导致的产出所得。如果队的最优规模是只有两个投入的所有者，那末利润和损失在他们之间的等额分配，会使每个人比在队的最优规模较大时具有更强的减少偷懒的激励。因为在后一情形下，偷懒者所导致的损失中只有一个较小的部分由他自己承担，在等额利润分享制下，偷懒的激励与队的最优规模正相关。
前面的分析并不意味着利润分享永不可行。利润分享能促进自我控制，它对于小规模的队更为恰当。事实上，当投入的所有者能自由地作出适合于他们的合约安排时（这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一个普遍事实），利润分享似乎局限于合伙制，它们由相对少的有活力的合伙者组成。对于小队来讲，这一类合约安排的另一个优势是，它使得投入之间能进行更为有效的相互监督。监督不需要全部专业化。
如果小队的规模与这样的情形相联系，即投入的专门化管理成本要相对大于队的努力的潜在生产率的增加的成本，利润分享将更为可行。我们假定，如果一个队员的生产率很难与他的行为相关，则管理队投入的成本会增加。在“艺术性的”或“专长性的”工作中，观看一个人的活动并不是了解他实际上是如何想的和心里想做的一条很好的线索。当一队装运工人将货物装上卡车时，投入活动与产出的方式高度相关，因而相对容易管理或指导，而对一位律师对一个法律个案的准备与陈述，就很难管理和指导了。监督者自己不装卸货物也能对装运工进行很详细的指导，对装配线工人的监督可以通过观看装配线速度的变化来进行。但对一个法律个案的准备的详细指导则在相当大程度上要求监督者自己对个案进行准备。其结果，艺术性的或具有专长性的投入（诸如律师、广告专家、医生），应使他们对个人的行为进行较自由的支配，如果对投入的管理是相对有成本，或是无效的，正如这些情形一样，但如果队的努力比通过市场交换的分生产更具生产性，那末就会发展一种利用利润分享制来提供避免偷懒的激励的趋势。
社会主义企业
我们已在自由的联系与自由地选择经济组织的逻辑下分析了古典的所有制和利润分享制企业。当政治的约束限制了可能选择的组织形式时，这类组织不一定是最为可行的。当小的团队利用具有专长的或艺术性的技能时，采用利润分享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政治的或税收的或补贴的因素誘致了利润分享技术，对它们已不是经济的评判时，那末应发展追加的管理技术来帮助减低偷懒程度。
例如，南斯拉夫的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企业是由雇员所有的，在一个限制性意义上，他们能分享所有的残余。这对于那些大企业和雇佣了非艺术性的或不具有专长的工人的企业确实如此。在打破政治的约束后，大多数这类企业期望支付工资而不是分享残余。这依赖于我们在前面的附加的假定，即对残余的普遍分享会导致由监督者增加偷懒所带来的损失超过分享残余的雇员的偷懒减少所带来的收益。如果不是如此，雇员的利润分享就应更频繁地发生于西方社会，因为在这里这些组织既不会被阻止，也不会有政治上的偏好。当对残余的分享会受到政治上的强制时（如南斯拉夫那样），我们预期会引出一些管理技术来减低集中的监督者的偷懒。这一技术不会在西方社会发现，因为在西方，监督者保留了所有的（或大多数）残余，且利润分享只限于一些小规模的、专业性的和艺术性的队生产情形。我们确实发现在南斯拉夫的大规模的残余分享企业中，雇员委员会能向国家建议中止一个管理者与企业的合约（向他的连任投票）。我们假定工人委员会被授予建议终止管理者的合约的权利，这准确地是因为对残余的普遗分享“过度地”增加了管理者偷懒的激励。
公司
所有的企业最初都必须获得对一些资源的控制。公司最初是向那些（如信贷者或所有者）提供金融资本的人出售对未来报酬的承诺，在有些情形下，资源可能是从对消费者将来发货的承诺而预先获得的（如预先出售一本建议书）。有些企业中有一些艺术性的或有专长的人，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时间和技能上“提供帮助”，直到服务的销售带来了收益。对于大多数部分，如果许多（反风险的）投资者为一笔大的投资贡献了一小部分，则资本就能更廉价地获得。以这一方式筹集巨额等额资本的经济学表明，对公司投入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修正，要求对付由大量公司股东的利润分享所引起的偷懒问题。一个修正是有限责任，特别对企业来讲一个股东的财富相对较大，它可以使股东免遭大的损失，而不管它们是怎样造成的。
如果每一个股东都参与了公司的每一决策，这不仅会导致较大的官僚化成本，而且由于与不可预期的坏的决策相联的损失的大部分是由许多其他公司股东承担的，因此，许多人在获得了很好的信息的问题的决策上就会偷懒。公司活动的更为有效的控制是为了更多的目的而将决策权力转给一个小的集团来实现。它的主要功能是与队的其他投入进行谈判，并对它们实行管理（再谈判）。公司股东保有修正管理团体的成员资格和对影响公司结构与解散进行决策的权力。
其结果，引致了对所有权的新的修正－－即不需要任何其他股东的同意，就可以出售公司股份的权利。任何股东都可以从与他具有不同意见的人的控制中转移财富，而不是试图控制管理者的决策。这在有许多股东时，比在只有一些不受限制的销售为每个具有不同意见的股东提供了更能接受的离开时更为困难。
事实上，对管理偷懒的监督依赖于将要成为新的管理团体的市场间的竞争，以及在企业内企图替换现有管理者的成员的竞争。除外面的与里面的管理者之间的竞争外，还施行了将股票临时冻结到一个或少数竞争者所有的投票集团的控制。代理战和股票的购买集中了替换现有管理者或修正管理政策所需要的票额，但是它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