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这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所有者的期望有必须要转化为雇员之间的合作行动（代理问题）；第二，是因为最优规模的企业有时需要等额资本的约定，要建立有效的控制，这已超出了单个所有者的能力（分散的所有制问题）；第三，是因为私人利益有时会与社会利益相背离（垄断与外部性问题）。关于这些问题中的第三点即外部性方面，我们已在从科斯的关于社会费用问题的文章中所引伸的所有制问题中论及了。垄断方面主要是在所有制的逻辑之外讨论的，所有制经济学的近来发展已开始注意代理和分散所有制的问题。
代理问题，它的偷懒形式，是我们在“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中的论题。我们通过所依赖的条件与必须面对的偷懒之间的相互作用，解释了企业的内部组织形式、监督的作用以及特定的补偿方式。这尤其涉及到两重的补偿体制的生产率，一部分是雇员自然增长的“工资”，它一般不依赖于企业的绩效，另一部分是所有者所获得的“残余”或“利润”，它主要依赖于企业的绩效。补偿方式是对获取的收入流的权利的说明，确定这些补偿方式的权利束，这些流量的所有制权利，反映了所有的合作方在面对私人的偷懒激励时的期望。这一方法不同于科斯在他的重要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所采取的方法，在那里他依赖于正的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的存在。它也不同于东特所采取的方法，在那里他依赖于有效的风险分配来解释传统理论上的企业的补偿结构的理论基础。（我们在写作论文时，还并没有认识到奈特对道德危险的讨论在“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论点，但是它由阿尔钦与登姆塞茨提前使用了。）
代理问题，尤其当它们与资产专用性相关联时，它已成了对由一个所有者的利益所控制的活动范围（即单个企业内的纵向一体化的程度）的一种很普遍的解释。关于纵向一体化的近期观点注意到，所有制的纵向范围是决定资产专用性是否是生产经济学的一个来源的重要因素。“企业理论的再考察”与“纵向一体化：理论与验证”，讨论了我们所关注的特征倾向在解释企业实质的变化时，它们比交易费用、资产专用性和代理问题具有更大的解释力。不过，在关注用从一种情形变化为另一种情形时所依赖的条件，以解释企业组织时，研究的一般方向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方面。
我们在本文中所检验的主要观点是关于补偿和纵向一体化的问题。我们所分析的两种观点都没有涉及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或将它视为外生的。在现在的逻辑中，所有制结构是指单个企业的所有制的分散与集中程度。标准的价格理论所内含的假定是，单个人拥有或管理一个理论上的企业，他在组合投入以使利润最大化时是没有成本的。所有制结构当然会变化，理解它是怎样变化和为什么会变化，对于理解经济活动的组织是十分重要的。这一问题我们在“所有制结构与企业理论”与“法人所有制结构：原因与结果”中予以了揭示。这一问题的分析是在三个论题下形成的；知情者的交易，财富的分配，一个企业的产出的令人愉快的潜力。我们在以下几篇文章中予以了讨论：“法人控制、知情者交易与报酬率”，“私有财富的控制功能”，“报纸发行与公正性教义”以及“商业企业与政治团体：它们有多大的类似性？”最后一篇主要讨论了潜在的愉快所起的作用。
“私有财产的控制功能”是一篇短文，但我相信它引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被忽略了的观点。它将对所有制和企业的控制的讨论延伸到一个更广的关于财富与它的分配中去讨论，它论述了当较大的规模是有效的时，企业的有效控制与财富的分配不是互不依赖的。财富的分配与有效控制之间的联系引出了有必要将企业的所有制集中于一些所有者的手中，如果控制是有效的话。如果大规模企业是有效的话，财富的等额分配就削弱了我们在这一方式下集中所有制的能力。因此，所有制的控制功能提供了一种在不涉及企业效率时宏观问题之间的逻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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