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老天爷帮忙……还有这税那税，这款那款，一旦涨上去，一时半会就别想减下来，家穷，底子薄，就像一个家庭，要搞点啥事，又没有钱，就要想方设法把儿女们的私房钱刮出来一样，哪朝哪代，农民都是最下贱、最听话的人，别人的手不伸进你的兜里来掏，又掏谁去？”这当然不是余忠一家的特殊遭遇，也是非正常的情况。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对资金的渴求，县镇领导对创造辉煌政绩的强烈冲动，分解成一条条看来似乎都不算很重的负担，这牵涉到了方方面面的领导部门，写出这些来是要得罪人的。可是，农民出身的作家贺享雍忍不住满腔的愤怒，已经在秉笔直书，大声疾呼了。
然而，他毕竟是个于创作过程的作家，正在同他的人物一道经历着人物必然会经历的一切。将要发生的事，显然不取决于他个人的情感或愿望。于是，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写出余忠一家难以逃的人生苦难。
村支书为了完成任务，卸掉包袱，强行把无人照管的五保户送到余忠家中，要他负担起老人的生老病死，在余忠全家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中硬地加上了一个沉重的担子……
文富同玉秀的婚姻是一个注定了的悲剧。当订婚的天平上加上了丢掉土地进城当上了包工头的石太刚沉甸甸的金……
[续苍凉悲歌警世力作——评贺享雍长篇小说《余忠老汉的儿女们》(吴野)上一小节]钱后，倾斜便只是时间与方式的问题了。强迫农民拔掉豆苗，栽桑种麻，蚕病了没人管，种出麻来没人收购，一切损失只能落在农民自己头上……
迫切需要化肥的时候，买不到化肥；急需农葯的时候，买到的却是假农葯，农民的眼泪只有往自己肚里咽……
贺享雍太熟悉农村的一切了。他写余忠老汉一家，笔墨却不由自己地伸开去，涉及广阔的城乡生活画面。他的笔触不但渗透到余家几兄弟的个人生活变故中，也渗透到村、乡干部和县城的生活中，展示了一幅当代的“清明上河图”。只是这幅图里，显现出的不是古典画面里的那种典型平和，而是充满了喧哗与騒动。在位时的村支书毛开倒也神气活现，下台后却为余忠不念旧恶、宽厚待人感动得老泪盈眶。逼着农民干这干那，而自己长期贫病交逼的乡干部陈民政，临死之前还为“没想到我们一片好心，竟给你们带来了损失”而愧对乡，死不瞑目。县里忙着搞什么龙舟节，乡里忙着制造假乡镇企业产品去应付差事，闹得农民进城买农葯也办不成事……这一幕幕让人哭笑不得的喜剧、悲剧、闹剧，使这五十多万字的篇幅，耀射着斑斓的五光十，洋溢着说不完的酸甜苦涩，让人回味无穷，思之不尽。余忠的老诚质朴，毛开的前倔后恭，陈民政的有苦难言，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像浮雕似地从纸面上凸现出来。现在的评论家似乎早已不再乐意运用“典型环境与典型形象”这类术语，似乎它们已经是过时的陈旧的语言。但是，我想，似乎也只有“典型意义”这个词才足以表明这几个人物形象的份量。他们是你在报纸上、文件上看不到的当代农民的真实灵魂，是你在报告中闲聊中听不到的当代农民的真实心声。
这是一部厚重苍凉的小说。尽管作者给了故事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恰好是这个结局，使人感受到更大的悲哀与更多的无奈。文义要依凭法律，找政府打官司，挽回订了合同种了麻却无人收购。给农民造成的损失。这个行为无疑是公民的权利，是无可非议的，连律师也明确表示要给予支持。但是，状子递上去以后，却受到了行政权力的毫不留情的阻遏。法院退却了，律师也退却了，客观事实毫不含糊地证明，面对各种行政权力，农民想依靠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行不通的。正是在这个关口上，作者顺手调来一个省委书记，让文义的人民来信恰好落在他的手中，首长批复，问题立马得到了解决。不知道这究竟是应当使人高兴，还是更加令人感到悲哀？作者也许有他的不得已之，或是有某些想法，但它留给读者的却会是更多的追问与思考。
在余家几个儿子中，唯一上过高中的余文义，在格上逐渐表现出跟父和两个哥哥不同的特点，这是时代生活在飞跃中前进的折射，同余忠老汉的格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差。这个有点文化、爱动脑子的青年确实有许多不同于他的父辈的地方。诚然，在开始时，他对毛开想在他们家刚开挖的渔塘中占个“干”的反抗，多少还有点冲动之中的突发质。越到后来，他的行为便越来越显出了是思考的结果。对农业生产的失望使他外出务工，但外出务工的经历，又迫使他重新寻求自己的出路。最终他回到家乡，立意发挥本身的优势，创办小乡镇企业。事情成功与否，是否一帆风顺，并不要紧，关键的是经过几年的折腾，他生活在明明白白的思考与实践过程中，追求着自己给自己确定的目标。作者对余文义的这个渐变过程，写得很细致，分寸掌握得比较恰当，没有拔高他，没有把过多的期望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当然这也是由于作品所要着重描写的是内地的农村，不可能放开笔墨，跟着文义的脚边过多描述沿海城市的生活场景。因此，作者是让他在一段曲里拐弯的人生旅途中，一点点地成熟着，他在悄悄地不显眼地向人们预示着农村新一代人正在逐步取代老一辈人，独立自主地创造着自己的人生。如果说，在对待命运的态度上，文义同父形成了反差，那么，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文义同他的二哥文富也正好形成对比。对于爱情与幸福，文富不是没有向往与追求，然而，在现实矛盾面前，他却显得过份的被动与慌乱，看不到前途，想不出办法，甚至还不如几经折磨反而坚定起来了的玉秀。也许作者对文义的爱情生活的描写多少有些许简单，线条粗疏了些，但在作品中，作为反差，它却正好映衬出了余忠老汉和他的儿子文忠、文富的格的软弱与生计的困窘。
在着力塑造农民形象的同时，作者也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幅从县到村的各级基层干部的素描。其中，我认为写得极其传神的是陈民政和村支书毛开，尤其是陈民政，虽然着笔不多，但他在几个关口的出现，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着简朴，病容满面，四奔走，最后却以反而坑了农民抱憾而终。陈民政辞世的那个场面，简直可说是具有震撼力的场面。当他在那个贫穷破败的家里大口地吐血，生命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为了卖不出青麻而愤怒的农民正在乡上闹个不休，有的已经闹到他的病榻前来了。而一贫如洗，终生劳累的他却满怀着对乡父老的负疚之情永别人世。
也许由于作者在构思中，过于确定了作为各种负担、压力的承担者的余忠的个，因此，在全书不算太短的时间跨度和不算太少的情节演进中，余忠的个却缺乏随之而发生的变化。他总是那么老实、厚道，总是那么忍让、谦和，好像永远也不会怀疑什么，好像怎样也激不起他一点点火气（除了对儿子们发火以外）。而几个儿子在他的影笼罩之下，也太缺乏鲜明的特点。老大余文忠几乎就是父的影子。老二文富除开与玉秀的婚姻变故外，在主要情节进展中也总是走不出父的影。现实生活中人的格的复杂，人的内心的复杂的矛盾冲突，在余忠老汉和文富的身上，似乎还没有得到本应得到的充分的表达和更细致的刻画。毫无疑问，在文学圈子里，贺享雍对农村生活的熟悉程度是无可置疑的，特别可贵的是他对农民的那种深厚的感情，更是文学创作所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在创作过程中，有时也需要控制住自己这种丰富强烈的感情，站开一点，冷静地（必要时甚至是不惜残酷地）潜入人物内心深，去挖掘其中的细微曲折的冲突，去揭示其中的痛苦的自我挣扎，让人物的格从书页上凸现出来。一部《余忠老汉的儿女们》，明白无误地显示出了贺享雍创作的潜力，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下一部作品将会是超越这个平的突破。
（作者系著名评论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原文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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