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克里·波洛先生坐在一张很大的单人沙发里。壁灯已经关掉，只有一盏玫瑰色的灯照在沙发里的这个人身上。这似乎有某种象征意义。他独自坐在灯光之下，另外三个人是波洛的听众——查尔斯爵士、萨特思韦特先生和蛋蛋。利顿·戈尔，他们坐在灯光外的黑暗里。
赫尔克里·波洛的声音朦胧如梦。他似乎在对着空中而不是对着他的听众演讲：
“弄清犯罪真相，这是侦探的目的。为了弄清犯罪真相，人们必须积累一个又一个的事实，正如我们在玩建房卡片游戏时堆积一张又一张的卡片。如果事实不成立，就如卡片失去了平衡。于是，你必须重建房子，否则它就会倒塌……
“正如我前两天所说的，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思维：有戏剧性的思维，即创造性思维。它主张现实可以用机械的设备制造出来。还有一种对戏剧表演反应敏捷的思维或青春浪漫型的思维。最后一种，朋友们，那就是散文式的思维，这种思维看见的不是蓝色的大海和含羞草，而是舞台背景上绘制的黑布。
“于是我来了，我的朋友们，来侦查８月份谋杀斯蒂芬·巴宾顿的案件。那天晚上，查尔斯·卡特赖特爵士提出了他的观点：说斯蒂芬·巴宾顿是被谋杀的。我当时没有同意这个观点。一、我不相信像斯蒂芬·巴宾顿这样一个人竞会被谋杀。二、我不相信，在那天晚上的客观环境下，对某一个特定的人下毒会有什么可能。
“现在，在这儿，我承认查尔斯爵土是对的，是我错了。
错就错在我是从一个完全虚假的角度来看待这次犯罪。就在二十四小时之前，我突然发现了正确的视角。现在我要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斯蒂芬·巴宾顿被谋杀既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可能的。
“不过，我想把这事暂时放一放，先带你们沿我踏过的小路一步一步往下走。我把斯蒂芬·巴宾顿之死叫作我们演出的第一幕。当我们从鸦巢屋退场的时候，幕也就落下了。
“这场戏的第二幕，是从萨特思韦特先生给我看有关巴塞罗缨爵士死亡的报道时开始的。事实顿时明朗，查尔斯爵士判断正确，我判断错误。斯蒂芬·巴宾顿和巴塞罗缨。斯特兰奇爵士两人都是被谋杀的。两次谋杀是同样一个犯罪案件的两次作案。后来，第三次谋杀——杀害德·拉什布里杰太太完成了整个作案系列。因此，我们需要形成一个非常理性的观点，就是把三次死亡事件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合情合理、一目了然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三次谋杀都是同一个人所为，而且，这个人有利可图。
“现在我必须说，困扰我的事情是，为什么谋杀巴塞罗缨。斯特兰奇爵士会在谋杀斯蒂芬·巴宾顿之后。如果按时间和地点的差异来观察这三次谋杀，很有可能，巴塞罗缨．斯特兰奇的谋杀案，我们可称之为中心犯罪事实，或者主要犯罪事实。其他两次谋杀案在性质上可称为次要犯罪事实。那就是说，这个结论是从这两个人与巴塞罗缨·斯特兰奇爵士的关系中得出的。然而，正如我过去说明的那样，人们犯罪都不是随心所慾的。斯蒂芬·巴宾顿先被谋杀。因而，第二次谋杀好像是缘于第一次谋杀。据此，第一次谋杀似乎是整个事件的关键。
“到那时为止，我仍然倾向于概率论的观点，以致一种错误的想法在我头脑里形成。是否有这种可能：巴塞罗缨是被预谋杀害的第一个牺牲者。而巴宾顿先生中毒只是一种失误？然而，我被迫放弃了这种观点。凡是认识巴塞罗缨·斯特兰奇爵士的人，不管对爵士熟悉到什么样的程度，都会知道他有厌恶雞尾酒的习惯。
“还有一种意见：凶手毒害的对象是第一次宴会的另外一个人，可却错把斯蒂芬·巴宾顿给毒死了俄找不到支持这个意见的任何证据。因此，我不得不回到原来的结论，即杀害斯蒂芬·巴宾顿肯定是有预谋的。马上，我又遇到了一块很大的绊脚石——这个结论明显是不可能成立的。
“人们总是带着最简单、最明显的观点去开始查询。假设斯蒂芬·巴宾顿喝下了有毒的雞尾酒，那么是谁才会有机会在雞尾酒里下毒呢？乍一看，我以为能干这事的只有两个人，比如说兑酒和拿酒杯之类的人：查尔斯·卡特赖特爵士自己和客厅女仆但普尔。尽管他们两个人都有可能将毒品放人酒杯，但他们两人没有谁能够有机会安排将哪一个酒杯送到巴宾顿的手中。但普尔可以熟练地从托盘里递送酒杯，最后剩下那个有毒的酒杯，然后递给他，因此她可能作案（不容易，但可以做得到。）查尔斯爵士可以别有用心地拿起那一个酒杯，然后递给他，因此他也可能作案。但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看起来，好像是偶然的，只有偶然的机遇才会把那杯有毒的酒送到斯蒂芬·巴宾顿手中。
“查尔斯·卡特赖特爵士和但普尔都接触过那些雞尾酒。但是他们两人有谁参加了梅尔福特修道院的宴会？都没有。谁最有可能调换巴塞罗缨的葡萄酒杯？是那个潜逃的管家埃利斯以及他的助手客厅女仆。但是，听着，客人中有人作案的可能性，也无论如何不能排除。这要冒险，但有可能，因为参加别墅宴会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溜进客厅，将尼古丁放进葡萄酒杯中。
“当我在鸦巢屋加入你们的行列时，你们已经去过鸦巢屋和梅尔福特修道院两次招待会，并且写下了所有客人的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