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从一般物质上着眼，人类的进步便很显然的陈列于吾人面前。但从理性方面说来，则所谓人类，现在活着的比一千年前活着的人究竟有何不同处，是不是也一般的有了多少进步？说及时实在令人觉得极可怀疑。
假若我们承认了理性也有进步的可能，想取例来说明它，一个写故事的人，自然还是引用个故事较为方便。一千四百年前，中国就有那么一个故事：有个小小村落，距离国王的都城约三十里。既已聚集成村，自然就住了一些顺民，所有男女老幼，皆在四季中各尽手足之力，耕田织布为活。也按时缴税纳捐，照习惯唱戏、求雨、杀猪、敬神。照本性哭、笑、相骂或赌咒。那村中有一口井水，味道极美，无意中被一个专向国王讨好的人发现后，就把那井水提上一桶，献给国王。世界上作国王的，大都相差不远。他的天下若从马上得来，则莫不粗暴如同一个屠户；他的天下若从爸爸传来，则又莫不糊涂得同傻瓜一样。这国王应属于第二种人。这国王第一次尝到井水极好，就下了一个手谕，指定那村子里百姓，每天轮流派出一人，把水挑到京城里去。国王为了一点点水还那么认真，照例应当是那个村中百姓的光荣。但为了这样一担井水，村子里每天便应当有一个人来回走六十里路，这人这一天别的事自然皆不能作了。国王命令既无从违抗，遵照命令又实在太折磨人，因此那村里的人，大家就暗地里商量，讨论出一个办法，来逃避这差事。办法是离开这个小小村落，各自到别处地方去谋生。
消息为本村村长知道后，赶忙稳住了乡下人，要他们莫即搬家，等他到国王处去看看，是不是能够为他们想得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村长见过国王禀明来意，那国王就说，嫌路远，我明白了。如今我下一个命令，把三十里改为十五里，路程减半，不应当再说什么了。（照例世界上最颟顸国王，对于小民这样玩把戏说谎总是极在行的。）村长便把国王的话转述给乡下人，乡下人头脑简单，以为因此一来，三十里的路程当真已缩短一半，故全体皆十分欢喜，就再不作迁移打算了。他们并且对于国王所给的恩惠，十分感谢，为了表示这点感谢，各人便在额角刻了“永作顺民”四个字。
这故事说明一千四百年前，已有人感觉这些头脑简单的乡下人，愚蠢得如何可笑可怜，故特别记下来，为后世启蒙发愚之用。当时的人虽能说出这样故事，且明白一个国王并不能够把原本三十里的路程缩成十五里，但在当时便依然有许多事受那个国王的欺骗，同时对于国王的存在，也从无一人有所怀疑。现在就事论事，则情况已不大相同。第一件事，国王的名分已为一些人用文字、口舌、力和血把它除掉，同时附属于那个名分下的许多坏处也没有了。第二件事，即或有国王的地方，住在离国都三十里的乡下人，已不必为国王轮流挑水了。第三件事，国王或代替国王而来的执政者，在募捐、征用以及其他摊派向国民说话时，也再不能用缩短里数一类简单方法愚弄人民了。这三种事似乎皆可证明属于人类理性的进步，是一种确定的事实。
过去的人把命运和权力全交给了天，国王既称天子，就有权任意处置一切。故作帝王的若本领好，能负责，肯作事，一切又处置得比较公平，大家就有福同享。国王若是个脓包，不能作事，或不会作事，这个国操纵在军人或权臣手里，于是就有了党争同战事。党争结果常把若干正派的人加以放逐与杀戮，战争则战事一延长，人民担当了那个生灵涂炭的命运，无数的生命，以及由于无数代生命思索与劳作积累而成的一点点文化，便一股脑摧毁了。现在的人民呢，虽仍然把权力交给执政者，却因为知识进步了些，对于一国未来的命运，似乎常常得加以关切。尤其是被称为知识阶级的读书人，多知道些事情，总特别盼望自己的国家发展得好些，国家局面乱糟糟到不成个样子，他们心里是不舒服的。若我们想找寻一种理性发达的人作为代表，把这类人拿来备数，自然是合式的了。
不过也正因为有了这类仿佛理性发达的人，成为社会的中坚分子，人类理性真的是否进步，进步了对于一个民族又还有些什么益处，倒又成为可商量的问题了。
罗马的灭亡不是一天一月的事，就正因为它的成立也不是一天一月的事。坏的坏下来若是几十年，要它好自然也得这个数目。但一般人的感情或理性，却常常不许他们对“时间”这种东西有何认识。比如在中国，提到“国家政治制度的不良”，“民族特性的消失”，以及类乎此等问题时，一般人对于这些问题所引起的忧虑，忧虑中便从无时间的观念在内。
故一切改良的企图，也常常不把必需的时间安排进去。若这种对于一时间的疏忽可称为天真，那么，中国读书人的天真，实在比任何种人皆多一些！比如国家积弱数十年，要力图自强，应当二十年才有小小的希望。一个执政者若老老实实把这个数目告给一般人，且在这个必需的时间中计划一切，则这领袖除准备下野以外，别无其他办法。这人下野了，代替而来的，必是个善于说话，在谈话中能把二十年的时间减至最短期间的人。本来需要十年的，执政者若说：“这件事至多三年，一切便可弄好。”只需要执政者把话说得极其得体，语气又漂亮从容，对国运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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