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力量以着重防御外寇的战略决策，意见基本一致，但主要目标对准谁却有分歧，也就是对海防为主还是塞防为主有着不同的意见。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种意见主张集中人力物力专事海防经营，放弃塞防。他分析了东南海上敌人与西北边塞敌人的情况，对于新疆的形势，他说：俄踞伊犁，英国扶植阿古柏，俄英勾结互分其利，“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今虽命将出师，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只须新疆各回部“奉正朔”即可。他认为这样做，俄英既免各怀兼并，中国亦不至屡烦兵力。在这一前提下，他力陈其理由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孰重孰轻，必有能辨之者。此议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核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②应该说，重视海防是对的，但放弃新疆则是牺牲领土主权。其他参与议复者对于海防颇为重视亦不少。如粤督英翰、皖抚裕禄说：“海防本为今日全局第一要务”②；浙抚杨昌濬说：“今日自强之道，陆军固宜整理，水军更为要图”①；礼亲王世铎等奏称：“倭人搆衅，有事生番，虽暂就和局，难保必无后患。故筹办海防一事，实为今日不可再缓之举”②；苏抚吴元炳称：“御外之道莫切于海防，海防之要莫重于水师”④，等等。但他们在主张重海防的同时，并没有提出放弃新疆的意见。可见李鸿章“海防为重”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放弃新疆”则是错误的，因而是孤立的，遭到抨击是应该的。
另一些督抚和御史等人，则主张御外应以俄国为重点。通政使于凌辰借着丁宝桢、文彬、王文韶、吴元炳等人“力陈俄患可虞”而发挥己意说：“夫外患莫大于俄夷，尤莫急于东北。东三省为根本重地，俄夷心怀叵测，觊觎已非一日。……若再以全力注于东南，三省空虚，该夷诡谋秘计万一乘间窃发，尤为可虑。”
这显然要以防俄作重点，但没有明显的放弃东南海防的意思。
但有另一些人，则主张注重塞防放弃海防建设。例如，大理寺少卿王家壁概括王文韶的意思说：“但使俄人不得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搆衅于东南，……宜以全力注重西北”为辞，而大肆渲染这一观点。并在攻击丁日昌之余说：“李鸿章且欲并沿海各省旧制及新添之红单、拖罟、艇船、舢板等师船而裁并之，以专养四十八只大小轮船，是名为设防，实则撇防也；名为筹办海防，实则暗以破坏曾国藩、彭玉麟苦心经营之江防也。”⑥王家壁等人还抨击了李鸿章放弃新疆的言论，这当然是对的，但批评李氏在新形势下裁并旧式师船建立新式海军的见解，则是以老观点对待新问题，落后于形势远矣！其错误自不待言。
以上是比较明确表示偏重海防和偏重塞防双方代表性言论。另外还有两种人：一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地不表示明确的态度，只就总署所陈就事论事地谈些练兵、制器、筹饷、用人等事，对于海防塞防孰轻孰重不置一词。二是明确表示海防塞防应两者并重。首先是大家所熟知的左宗棠持此观点者。他说：“现在用兵乏饷，指沿海各省协济为大宗，……若沿海各省因筹办海防急于自顾，纷请停缓协济，则西北有必用之兵，东南无可济之饷，大局何以能支？……且即海防言之，凡所筹画，宜规久远，始事之时，即悉索以供，不留余力，设后之厘税衰减，经常之费又将何出？万一岛族生心，调发日烦，需用孔急，将何策应之？凡此皆宜通筹合计，早为之所者。”①又例如李瀚章说：“东南防务，固宜认真图谋，西北征军，尤贵及时清理。”他建议在东西并重前提下，在饷需分配问题上作某些改进。即西北征军岁以数百万计的靠沿海筹协的饷项，因“刻下创办海防，需用浩繁，日久恐难兼顾”，请西北各将领“汰弱留强，损无益之兵，以济有益之用。”②这个见解是对的。有人说，李瀚章实际上是轻塞防重海防。这有失公允。应该说，左宗棠在海防为重这一点上，与李鸿章的见解并不相左，左氏所担心的，不仅是西北边防之饷无着，也担心在集中力量办海防之后的经常性费用问题，如果在“岛族生心”之时，常年饷需无策以应之怎么办？故建议“早为之所”的通盘规画。这是有远见的。
经过一番讨论酝酿，清王朝权衡形势和轻重得失，采纳了海防塞防两者并重的意见。谕令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但海防全权实操于李鸿章之手；西北塞防则着左宗棠督办。从实际情况看，清廷的倾向性明显地是海防重于塞防。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上谕说：“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择其最要者，不动声色，先行试办，实见成效，然后推广行之，次第认真布置，则经费可以周转，乃为持久之方。”③所谓“择要试办”，主要是指先购买铁甲舰一、二只及相应的一些船只，以及致富之道的机器采煤等事。在经费不足情况下，这种“择要试办”是可以理解的；而清廷的海防塞防兼顾、尤侧重于海防的战略决策也是正确的。
由求强转变为求富为主并以求富来达求强的目的；由对内镇压人民革命转变为抵御外侮为主并重点建设海防。随着这种政治路线的改善和战略性的转变，洋务派集团成员必然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必然是前进的表现。
四、洋务派集团的新构成 我在1980年发表的《洋务运动发展论》①中说过下面一段话：“随着洋务运动中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更多地引进，资产阶级意识必然伴之而来。洋务派集团必然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分为两个方面，即组成成员的变化、扩大和更新，同时又不断地分化。”
这是从宏观上和历史发展趋势上论述洋务派集团组成发展和分化的。从具体特定的时间（70年代）来说，则是随着客观形势变化导致洋务路线改善和战略性转变，即由求强到求富、由制内到御外的转变，并促使洋务派的组成发生新变化的。
在洋务运动开始时，洋务派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1）由封建顽固官僚转化而来。这些人在中央有奕、文祥，在地方上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2）由地主阶级改革派转化而来。地主阶级改革派在鸦片战争前后形成，它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他们不同于“深闭固拒，尊己而抑人”的顽固派，他们要求“师夷长技”，既战胜外敌，也将人民起义镇压下去，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师承林、魏的冯桂芬，是地主阶级改革派转化为洋务派的代表。（3）由具有浓厚买办倾向的地主士绅转化而来。这可以丁日昌、钱鼎铭为代表。丁日昌早就以“留心西人秘巧”著称，他在作官吏和办洋务军用工业中，有着“抑民以奉外”的倾向；钱鼎铭则是在太平军进兵江浙时逃亡上海的地主士绅中，主张“师夷长技”以迅速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的积极分子。
以上三种人，本身素养和出发点可能各有不同，但在勾结和依靠洋人并取其长技，特别是军事上的长技，以赶快把太平天国和其他起义人民镇压下去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的立场，则是一致的。这就是早期洋务派的特点。随着70年代洋务运动战略性的转变和洋务内容的变化，洋务派的组成也起着变化，除原有的那些人和顽固派不断地转化进来者外，新参加者有：具有发展民族工商业愿望的买办和商人、新式知识分子，还有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倾向的人也参与其事。他们之所以能聚集在一起；是因为他们统一在求富求强和御外侮以救国一个立场观点之上的。在洋务官僚方面，办工业企业、办海军海防等新兴事业，需要新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需要筹集大量资金，非依靠上述这批人不可。这些人中之佼佼者，屈指可数者有：海运委员兼商人的朱其昂、朱其诏，买办出身的唐廷枢、徐润，新型知识分子马建忠，买办出身、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转化的郑观应，小官吏而有洋务吏治才干的盛宣怀，还有薛福成、经元善以及一批具有科学技术知识的人。他们虽属于洋务派集团的中下层，但对于推进洋务运动发展的作用却是很大的。
②左宗棠《答沈幼丹中丞》，《洋务运动》（五），第454页。 ①见《洋务运动》（一），第49页。
②李鸿章《论海防筹饷》，《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3，页18。
③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总理衙门奏片附录，《洋务运动》（一），第29页。
④李鸿章《议复梅启照条陈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页32。
⑤参见《洋务运动》（一），第50页。
①李鸿章《筹议海防折》附件，《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页20—21。
①②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0，页17—18。
③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0，页12—13。
④同上书，卷41，页42。 ①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1，页44。
②③④同上书，卷42，页46—47、页48、页59、63。
①见《洋务运动》（一），第138页。
①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总理衙门奏，《筹办夷务始末》卷98 ，页19、20。
②同治十三年十月十八日文祥奏，《筹办夷务始末》卷98，页40。
①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页19。
②③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99，页2、页35。
④《洋务运动》（一），第118页。
⑤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100，页43。
⑥《洋务运动》（一），第123页。
①《洋务运动》（一），第125页②同上书，第110页。
③李瀚章《筹议海防江防各事宜折》，《洋务运动》（一），第66页。
①《洋务运动》（一），第153、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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