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不得分设线端，亦不得援照上海与旱线接头递报，以归中国自主之权利。”“中国允许大东海线做至吴淞口为止，与中国旱线头相接。如大东须趸船，即泊吴淞口近口处所。”①这种反对列强侵电线权利维护民族主权的行为，是很可嘉许的。
与大东公司议立合同的同时，即同大北交涉拆除吴淞和厦门上岸之旱线。经过多次谈判，大北商人只同意拆除吴淞上岸之旱线，不答应拆除厦门上岸之线，胡说什么“厦门线端系由海滨岸边由地下直达屋内，”不应与吴淞旱线一样拆除。谈判代表郑观应等人与盛宣怀一起义正词严地指出，不管是明线上岸或是由地下上岸，其为上岸则一，其违反同治九年“海线不准上岸”的原议则一。大北自知理屈，既拆除了吴淞之线，也拆除了厦门之线。拆除后允许其在上海附近之羊子角、福州在海上之川石山二处设趸船，将线头设于其上。至此，大北沪、厦上岸之线的侵权告一段落，使大东等洋商无以效尤，维护了电线的主权。谈判代表郑观应在致友人书中谈到维护主权的心情说：“弟等目前与大北电报公司争回上海至吴淞旱线及厦门海滩线路，亦为国体起见。现与大东公司议约，于省港电线亦有裨益也。”①“为国体”是可贵的。
在80年代未90年代初清廷在中国南部、西南与法国、英国电线相接，东北、西北方面与俄国电线相接的事项处理中，都同样维护了电线电报的主权。当然，在接线时也有人为主权安全等问题担心，如1888年欲与法线相接时，张之洞就说：“广西太平府上思州、广东钦廉等处，皆多教堂教民，龙州系商务总汇之区，尤逼肘腋，万一有事，虚实机宜，彼皆顷刻可达，避长攻短，尽泄密谋，及至决裂断线，战守之机已失矣。”②但李鸿章并不这样看，他认为，“只须章程严密，中国界内不准该国陆线侵越尺寸地步，亦不准该国设立电局，无事时不妨接线以收利益，有事时仍可断线以示隔绝，自无窒碍。”③事实上的确并未因与外国电线相接而丧失主权，总的说，清廷是做到“章程严密”，权自我操的。盛宣怀后来概括地回忆抵制列强侵权、维护主权的情况说：“光绪六年商请北洋大臣李奏请设津沪陆线，通南北两洋之气，遏洋线进内之机。先约丹国将已造上海陆线拆去归还中国。其水线端与英线皆止许至吴淞为止。丹有厦门海线年久不复能拆，英商援以为请。其香港至上海海线，经过福州，亦准于川石山设一线端为过脉，仍不得入福州。我电局并与香港总督平心理论，亦得于香港设中国电报局，而拆其潜造之新安线。大费唇舌始克立定年限，会订水陆接线合同。其它镇南关、东兴、蒙自、思茅与法国旱线相接，腾越边界红蚌河与英国旱线相接，珲春、黑河屯、恰克图、伊犁与俄国旱线相接，皆与各该国订立条款至详且慎，不使逾越尺寸。”
这是符合盛氏所常讲的“坚守自主之权”的实际历史情况的叙述的。
在中国创办电报初具规模时，资本帝国主义企图吸收中国为“万国电报协会”会员国，以束缚中国电报事业的发展。中国电报局没有上当，反对参加。盛宜怀认为，“现在中国创办未久，虽规模粗具，然未便遽行入约”，因一经入约，“一切电报交涉事件，须按万国通例办理。”这样，“恐未得其利益，先被其掣肘。只有坚守自主之权不为侵占，将来再行詧酌”②。这无疑是一种民族精神。这一精神亦表现在与大东、大北所订三公司“齐价合同”上。现以1887年7月 7日（光绪十三年五月十七日）《华洋电报三公司会订合同力款》③为例加以说明。
一、外洋电报，香港、上海、福州、厦门与欧洲过去诸国来往者，不论由海旱线传递，俄国不在其内，均归两水线公司所得。两水线公司将上海、福州、厦门寄至欧洲并欧洲过去诸国，寄至该三口之报费，分与华公司一百分之十分，如海线断一年内不出六十日之外，华公司代寄前项电报，仍归还水线公司应得之全寸民费，如出六十日之外，则于第六十一日为始，全报费归华公司得。
二、外洋电报，除沪、福、厦三口外，不论中国何处与欧洲及欧洲过去诸国来往者，不论由海旱线传递，均归公司，如华旱线断，一年内不出六十日之外，水线公司代寄前项电报，仍归还华公司应得之全报费，如出六十日之外，则于第六十一日为始，水线公司每字归还现在旱线报费。
三、华公司两水线公司，于一、二款所注明之外洋报，不论由海旱线传递，香港在内，俄国不在内，一律取价二元，即八法郎克半，如欲更改，须三公司允准方可。
四、现在海边沪、福、港本地电报价目，须三公司允准，方能更改。
五、所有电报，欧洲及欧洲过去诸国，与他国来往经过中国旱线者，定取价五法朗克半。
六、沪、福、港过线费一概除去。
七、所有中国官报，不论由何处寄发，沪、福、厦在内，如走旱线全归华公司，如海线传递，仍出全价，无须分与华公司一百分之十分。
八、此合同与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即光绪九年所订之吴淞合同，同时满期。
九、以上八款，系合同大根本，其余详细章程后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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