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铁路的筹建 一、对列强觊觎铁路修建权的抵拒 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铁路修建权的觊觎，几乎与他们在中国架设电线同步进行；清政府也常常把外国资本主义觊觎铁路修建权之事，同洋商在中国架设电线一事联系在一起，并加以反对。
早在1862年，被李鸿章称为“外托柔和，内怀阴狡”的英国翻译梅辉立，即在广东“倡为由粤开铁路入江西之议”。但经勘察，因“工程过大，事遂中寝”。①接着，1863年正当中外反动派携手进犯太平军占踞的苏州时，以英商怡和洋行为首联络英、法、美三国27家洋行，通过上海关道转请江苏巡抚李鸿章索要修筑上海至苏州间的铁路权。他们认为乘此苏州即将克服之时，提出这条“建筑铁路权利的要求，实为一适当之时机”①。并随即筹设“苏沪铁路公司”。李鸿章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总理衙门作了“铁路与发铜线，事同一律，万难允许”的指示。李鸿章对此认识得更深刻和更严重些。他认为以俄国为开端的请架设电线，只限于天津通商口岸②，英、法、美“三国所觊觎者，在苏州未通商地方，竟以开路为主；其用意似有深浅之殊，其关系亦有轻重之别。”他并怀疑，“三国同声造请，必有为之谋者，未必尽出于商人”。①他怀疑是从广东来沪的梅辉立所“唆使”，这也就是说，这些洋行呈请筑路与他们的政府即官方意见有关，故必须给予重视和关注。后来历史发展表明，李鸿章的担心并非多余。
1864年，怡和洋行又邀请了在印度从事铁路建筑的英人斯蒂文生来到中国。斯蒂文生为了适应英国在华推行殖民政策的需要，抛出了一个所谓综合铁路计划。这个计划主要内容：以汉口为中心，东行至上海，南行至广州，西行经四川、云南等省直达印度；又从“东行”线之镇江北行至天津、北京。这样，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四个主要商业中心口岸，就将由铁路沟通了起来：不仅内省腹地与沿海乃至海外联系了起来，而且与西南方向的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印度也联系了起来。从而“打开进入中国后门”。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当局的疑虑，总理衙门将此计划置之高阁。斯蒂文生本人也只得快快地离开了中国。
然而，西方列强并未随着斯蒂文生离开中国，而打消其侵夺中国铁路修建权的企图。1365年英商杖兰德擅自在北京宣武门外，铺设了一条小铁路，目的是开风气，宣扬铁路之利，以便减少阻力，达到侵夺路权的目的。此路不使用机车，是以人力推动的，但在当时仍引起轰动，当即被步军统领“饬令拆卸”②。同年，英商在上海亦有筑淞沪铁路之请，关道应宝时以“七不可”③加以拒绝。
如果说60年代前期，主要是斯蒂文生、杜兰德等外国商人以及铁路建筑师和洋行老板等人，奔走在谋建中国铁路的前列，那么，60年代中期以后，欧美各国政府及其在华代理人，已从幕后走上前台，直接策划侵夺中国的铁路修筑权，或劝说清政府自行筑路中外共同使用，而实权仍操于外人之手。这以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和威妥玛的《新议略论》为其开端的标帜。
1865年11月6日（同治四年九月十六日），总税务司赫德向总理衙门呈递《局外旁观论》，次年3月5日，英公使馆参赞在其公使阿礼国授意下向总署呈递《新议略论》。两文涉及到新政改革诸多方面的问题，其中关于铁路修筑问题，两文认为这是清政府“应学应办”的重要事情之一。一则说“做轮车以利人行”，对中外都有利益，再则说“各省开设铁道飞线，……各国闻之无不欣悦”。④因为在中国“添设铁路和电报，……对于在华自由发展外国贸易具有重大意义”①。正因如此，所以列强侵略者在1868年“修约”期届之时，更加紧了活动，企图将其攫取铁路修建权的阴谋塞进“修约”条款之内。总理衙门奕忻预见及此，于1867年上奏清廷说：“明岁更议条约，彼必互相要结，强欲增入约内，……应若何先事规画”，使其达不到目的，以社后患，饬“有地方之责者，请共商之。”②接着各有关督抚大臣对此发表了见解。
其实，在此次之前，已经有过两次讨论。第一次是同治初年洋商请筑沪苏、淞沪铁路和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修建一条小铁路之时，总署曾饬沿江海各将军督抚对洋人筑铁路之请，严加防范和峻拒并对此发表意见。总署认为，“山川险阻，皆中国扼要之区，如开设铁路，洋人可以任便往来”，这与“尽东其亩”何异！④苏抚李鸿章说：“铁路费烦事巨，变易山川”，中国“断不能允”。③其他如赣抚沈葆桢、粤督毛鸿宾多从有伤民间庐墓、夺民生计和怕引起伏莽滋事影响社会治安等方面反对之。
第二次是清廷于1866年4月将《局外旁观论》、《新议略论》饬下有关督抚和通商大臣“专折密奏”所引起的议论。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说：“兴作铁路，必致扰民，有识者皆以为不可。……目下处以镇静，……徐图善策。”①湖广总督官文说：“轮车电机等事，论者不一，其显而易见者，则垄断牟利也；其隐而难窥者，则包藏祸心也。”所谓“包藏祸心”，即以火车埔轮船之不足，以网尽中国之利权。②江西巡抚刘坤一说：火车“益令彼之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