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学生到欧洲留学，始于1873年船政大臣沈葆桢的提议。他根据该厂造船过程中的经验，认为必须派员匠学生等到欧美有关国家学习，这是因为“中国员匠能就已成之绪而熟之，断不能拓未竟之绪而精之”。因此，“欲日起有功，在循序而渐进，将窥其精微之奥，宜置之庄岳之间”。他主张学习法国语言文字的前学堂学生，选其“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仍赴法国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学习英国语言文字之后学堂学生，选其优异者，仍赴英国“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沈氏认为，这样的留欧方案，“速则三年，迟则五年，必事半而功倍”。①沈葆桢的这一见解是正确的。本拟随即施行，因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和“滇案”等事端而延搁了下来。1876年“滇案”议结，闽厂学生出洋留学事又被提到了日程。李鸿章于该案议结时将此事会商于威妥玛，并告以“将遣学生赴该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舰学习”②。与此同时，李氏又与带领学生出洋之日意格、李凤苞再四讨论，拟订章程。原拟派49人，后经逐细挑选共得30名，其中制造学生郑清濂、罗臻禄等14人，另有裘国安等艺徒4名，以上18名赴法国学制造；驾驶学生刘步蟾、林泰曾等12名，赴英国学习驾驶。于1877年3月31日（光绪三年二月初十日），由日意格带同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等工作人员，与学生一起出洋。船政大臣吴赞诚表达此举的心情和目的说：“该生徒等深知自强之计，舍此无可他求，各怀奋发有为，期于穷求洋人秘奥，冀备国家将来驱策，虽七万里长途，均皆踊跃就道，他日或能蔚成大器，共济时艰。”①这种为社会发展而上下一致地培养人才之举，是非常可取的。接着于次年复增派艺徒5人，如将此5名也算作第一批，那末，第一批留欧学生应为35人。如果加上一面工作，一面参加学习的马建忠、陈季同、罗丰禄三人，共为38人。（见附表一）头批学生学习3年，于1880年先后回国。李鸿章和江督沈葆桢在第一批留欧学生即将回国时，即奏请续派。他们说：“西学精益求精，原无止境，推步制造，用意日新。彼已得鱼忘筌，我尚刻舟求剑，守其一得，何异废于半途。”因此，必须“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才能不断地取西人之长，使“人才蒸蒸日盛”。②非续派学生出国留学不可。这种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人才知识也必随之更新的发展观，表明李鸿章、沈葆桢等人在洋务活动实践中认识水平的提高。李鸿章、沈葆桢等人的请求，很快得到清廷批准：“着庆春、何璟、勒方锜查熙出洋章程，接续遴才，派赴英、法各国就学。以冀人才日盛，缓急有资。”③乃于1881年续派陈伯璋、陈才鍴等10名，由监督周懋琦率领出洋，分赴英法学习驾驶、制造。（见附表二）
1885年复派第三批学员，由监督周懋琦率领分赴英法各国学习。这批学生的来源与第一、二批稍有不同。主要选自水师学堂，除福建水师学堂外，尚有一部分是天津水师学堂官学生。共30名。去英国：学测绘、图阵兼学驾驶铁甲者11人，学兵船轮管机和算学格致者4人，习公法等文科者3人；其余12人均在法国学习，其中学制造者6人，学公法的6人。（见附表三）
上述三批留欧学生学成回国后，在实业、外交、教学等各个方面，均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例如，第一、二批45名学生中，除2名调往德国肄业无从考查和2人病故外，41人（工作人员随同学习的陈季同、马建忠、罗丰禄三人除外）中“能造船者九名，能开矿者五名，能造火药者一名，通晓军务工程者二名，能造炮者一名，能充水师教习者一名，能充驾驶者十三名，能充匠首者九名。”①这些事实说明，出洋留学是卓有成效的。其中学习制造轮船的学员，在工作中的成绩尤为优良。署理船政大臣裴荫森就说过：“制造船身学生魏瀚、郑清廉、吴德章，制造轮机学生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等六员，自出洋艺成回华，先后派充工程处制造以代替洋员之任，历制‘开济’、‘横海’、‘镜清’、‘寰泰’、‘广甲’、‘龙威’等船，均能精益求精，创中华未有之奇，以副朝廷培植之意。”②上述事实是说，派员出洋留学归来，能够靠自己的力量“代替洋员之任”，将轮船造出来，“创中华未有之奇”，这样，洋员的高薪重负可以免除了。裴荫森叙其事说：“溯船政创办之始，所用制造洋员月薪多者四百两，少者亦二百余两。自派该学生等充当制造，而船政所省洋员薪水（每人）每岁不下数千金。”①派员留欧学习的作用于此可见。
制船方面是如此，驾驶等方面亦是同样情况。例如李鸿章就曾称许刘步蟾、林泰曾、魏瀚、陈兆翱等人“均于驶船制船窾窾，外洋、内港施用异宜，确能发其所以然之妙，洵为学有心得，堪备驱策。”②事实确是这样。林泰曾和刘步蟾分别担任最大的巡洋舰“镇远”、“定远”管带，其他“靖远”、“济远”、“超勇”等主力舰管带，亦为留欧学生所担任。至于严复，不仅担任福建、天津水师学堂教习、总教习20余年，且翻译《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浅说》等宣扬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等名著，为中国近代思想解放作出了贡献。
四、各类实业学堂的设立 各类实业学堂，主要是洋务运动中应工商各务和医学卫生等需要而举办的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为主的新式学堂。早期的如江南制造局兵工学馆和马尾船政局求是堂艺局，虽也带有实业学堂性质，但它们主要是服从于军事上的需要而创设的。随着70年代从军事工业为主转变为以办民用工业为主，为服务于实业发展而办学堂的目的逐步明确起来；由于出洋留学、尤其是幼童出国化费太大而效果不甚理想，因此，自己办学堂以培养人才的主张，逐渐被人们所接受。70年中期以后，以服务于工商业为特征的实业学堂创办了。
实业学堂的历史渊源，当然要追溯到1867年江南制造局采纳容闳建议在局中附设的兵工学馆④。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建立该学馆时就表达了其性质与任务，他说：“查外国造船行船及制各种利器，皆有专门之学。上年局中觅雇洋人翻译制造诸书，正欲先明其理与数之所以然，使门径既辟，得以循序渐进。”制造局办学馆，就是要“挑选聪颖子弟分门学习，以期日起有功”的“明其理与数之所以然”。①其带有实业学校性质是显然的，容闳称这个学馆“造就无数机械工程师”②，这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兵工学馆的真实情况。资本主义国家例如日本，将工业学校分为两类：一为关系国家制造之工艺，一为关系民生之工艺，名义上“各不相混”，实则理法是相通的。所以军工学堂与实业学堂并非毫无关系。
实业学堂首推电报学堂，依次为实学馆、矿务学堂、铁路、商务、医学等学堂。
电报学堂中国自己办电报学堂是在架设电线之前。最早的是福州电报学堂。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厦门福州间和马尾擅自架设旱线，引起“老百姓的仇视”而时常“拔电线杆和电线”③。1875年丁日昌任福建巡抚后，将此线“买回拆毁，仍将电线留存，延请洋人教习学生。”①这就是福州电报学堂。学堂里的洋教习就是大北公司的工程师，至于学生来源：一是从广州、香港招来的能英文者，二是船政学堂已有一定的“数学知识者”。教学方法是“理论兼实际，把对电气原理的相当知识和操使所用机器的方法相结合，俾使学生们适合于电报员的职位。”电线尚未架设，先建学堂，说明丁日昌是有远见的。丁氏打算在台湾修造铁路和架设电线，开发矿产，把从大北公司买回的电线和机器等件运合备用。一旦电线造成，这些学生即可去台湾操纵运用。《田凫号航行记》的作者寿尔说：“这样一个学校的建立，使中国有希望在将来采用电报设施”②，是中国准备设电报的趋势的反映。
第二个电报学堂要数天津电报学堂了。1880年津沽电线架设之初，李鸿章即于是年10月派员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聘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洋人来华“教习电学打报工作”。李鸿章认为，自己设学堂培养电报人才，可以做到“自行经理，庶几权自我操，持久不敝”③。可见设电报学堂是为电报业利权能握于自己手中。事实上，天津电报学堂在电报事业发展中的作用是很大的。随着津沪、沪汉、沪浙闽粤等电线的架设，对电报人才的需求甚力迫切，一时“皆由天津学堂随时拨往”。因学生供不应求，于是又促进了学堂的发展，在一年之后，天津电报学堂即“招谙习英文学生四、五十名一体教习。”④但仍不敷用，左宗棠于1882年在南京设同文电学馆，此学馆采取淘汰制，所招学习电报的幼童，先是宽其人数，而后在学的过程中考其资质，做到“聪颖者留，鲁钝者去”①。1883年电报向全国各省推广，到处需才，在上海成立了较大的电报学堂，从此，上海实际上成为训练电报人才的中心。诚如李鸿章所说，“因推广各省电线，在上海添设电报学堂教习学生”，以分拨各地值报。
实学馆具有名实相副的实业学堂意义的实学馆之设，当推广东为先，倡之者是两广总督刘坤一。他鉴于广东同文馆生徒仅学外国语言文字，不务实业之学，且“专用旗人子弟，一味训课时文，虽仍聘一英员教习，略存其名”的“毫无实际”的教训，认为当前形势发展，务实的“西学馆之设，诚为急务”。乃于1876年“以银八万元购买黄埔船澳为将来扩充机器局及开设西学馆地步”。③这种西学馆的特点，“自不在外洋语言文字之末，以力求实际为是”④。刘坤一为办好这种西学馆捐银15万两。广州西学馆虽为刘坤一所提倡，却成于后来任总督的张树声。张氏在论述办西学馆的目的时说：中国“开厂造船，设局简器，讲求效法，积有岁年。而步其后尘，不能齐驱竞捷；得其形似，不能开径自行。则以西学入门层累曲折，皆有至理，不从学堂出者，大抵皮毛袭之，枝节为之，能知其所当然，不能明其所以然也。”他认为只有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才能有所创造。于是利用刘坤一的15万两银子，勘得黄埔对河之长洲地方，购有西人船坞，船坞中有轮机，“可为考证学业之资”。⑥1880年冬开始兴工，一年后竣工开馆。取名“实学馆”。学生主要学习制造。聘在籍丁忧之翰林院编修廖廷相总办馆务。他说这样，“称名正而言之顺，任人正而学者从”⑥。
1878年刘坤一原在广州机器局附设有西学馆，半天学习理论知识半天参加制造等劳动。刘坤一对于张树声另设西学馆颇育微词，他在《复黎召民》函中说：“张振帅奏开西学馆，而指明先学制造。然温瓞园所办之局，非制造而何？何以不就现在振顿，而必另开一馆？是否别有深意？”①这实际上是反映湘淮系之间的矛盾。
广州实学馆的教学方针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点张树声讲得颇为明确，他与人书云：“驾驶之材，虽始于学堂，而必成于练船；且学堂功课又自分途，此学问之所以不可不分流别也。中国言西法，往往袭其皮毛，不求实用，诚不独诗赋策论为然矣。”②但实际情况在开馆之后并不如张树声的预期，学生主要“肄习西洋语文、算法，……此外有关兵事诸端，未能肄及。”1884年张之洞继任两广总督后，“察看该馆生徒学业，尚堪造就，改名博学馆”，意思是比之实学馆的肄习内容要广泛一些。1887年张之洞以“广东南洋要冲，边海兼筹，应储水陆师器使之材，较他省为尤急。”③必须扩充新式海陆军，乃就实学馆原址增地建舍，改为水陆师学堂。这将在下节专题叙述。
实学馆改为水陆师学堂后，广东于1889年另外设立西艺学堂，分设矿学、电学、化学、植物学、公法学等五种专业，额设150名。张之洞认为，这五种专业，“皆足以资自强而裨交涉”④。于是，西艺学堂的筹备工作加速进行。张之洞电请出使英国大臣刘瑞芬分别募请上述五种教习。除电学教师一时未雇请外，所聘有公法律例教师赫尔伯特、植物学教师葛路模、化学教习骆丙生、矿学教习巴庚生等四人。前三人雇聘合同三年为期，每月工薪40余镑到70余镑不等，巴庚生最高，年薪1000镑，月合80余镑。之所以如此，因巴庚生“铜铁锡矿学、化学皆精”，既是学生出身，又是经验丰富的“开矿有效”者。⑤这些洋教习，因张之洞调鄂督而随之赴鄂。张之洞在创办汉阳铁政局时，复设立了矿学、化学等学堂。
比广东稍晚设立的实业学堂尚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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