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以论述。
多年来学者们往往把张之洞的《劝学篇》看作为与戊戌维新思想相对抗的纲领，故加以贬斥。近些年对张氏《劝学篇》中的经济、教育思想有所肯定，但仍只认为它是洋务运动理论上的总结，洋务思想的系统概括。诚然，这些说法都有其正确性，但对于其中有突破“中体西用”思想体系的倾向的一面却忽视了。
《劝学篇》分内篇、外篇。内篇分《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等九篇，中心意思很明显是保护中学的“体”。关于这个问题，书中俯拾即是，因为众所习知兹摘引数则以见一斑：“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之义本之。……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明纲》）“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变法》）“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会通》）这几段话，只能充分说明张之洞《劝学篇》“中学为体”的坚定性了，也可看出“西学”不过是为了“体”不变而“用”之罢了的观点了。外篇分：《益智》、《游学》、《设学》、《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矿学》、《兵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等十五篇，基本上都是讲学习西学的科学技术以致用的问题，兼及中学与西学的有机联系，从逻辑理论高度总结了洋务活动和“中体西用”的体系。其中很多都是洋务运动已经实行过的，此处不拟多谈。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劝学篇》中的发展观及对“中体西用”思想的某些突破。
张之洞的发展观在《劝学篇》中许多地方都有表现，兹以《会通》中所述为主加以阐述。他认为格致、化学、机器等器用之物，在中国古书《论语》、《中庸》、《周礼》、《左传》……中都能找到出处，这里选数例：“《中庸》，天下至诚，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是西学格致之义也”；“《礼运》，货恶弃地，《中庸》，言山之广大，终以宝藏兴焉，是开矿之义也”；“《论语》，工利其器，《书》，器非求旧维新，是工作必取新式机器之义也”；“《论语》，教民七年，可以即戎，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是武备学堂之义也”；“《周礼》，外朝询众庶，《书》，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从逆各有吉凶，是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义也”；“《论语》，众好必察，众恶必察，是国君可散议院之说也”，等等二十一件事。说“凡此皆圣经之奥义，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①。然而，张氏不同于“古已有之”论者。他说：“智慧既开以后，心理同而后起胜，自亦必有冥合古法之处，且必有铁过前人之处”。他举例说：中国的“算数历法诸事，陶冶雕织诸工，何一不今胜千古（日食有定，自晋人已推得知）。……万世之巧，圣人不能尽泄，万世之变，圣人不能豫知”①。“今胜于古”的发展观是鲜明的。
由于张之洞鲜明的发展观，所以他必然有着超越洋务运动思想水平之处。这里不打算介绍他关于技艺方面的发展观，只就“西政”上的看法作一些说明。他虽也说“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但实际上对于“西学”的看法是有发展变化的。西学本来是包括政治社会学说和科学技术两大类，在洋务运动中，洋务官僚一般只讲学西艺，避免提学西政，而张之洞却在《劝学篇》中提出“政艺兼学”的命题。他所说西政的范围是指“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他对西政特别加注云：“西政之刑狱立法最善”。①这比之盛宣怀所说不更动吏政、礼政、刑政的观点要高一筹。不仅如此，张之洞对于西政中议院制这个根本问题的看法也有突破性进展。尽管他说“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但他对于与民权有密切联系的议院制度没有完全否定，没有说未来的中国绝对不能行。他答“或曰”之问说：“此时纵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①这种议院暂时不可行的观点，不是张之洞所独有，连主张设立议院最激烈的郑观应，也于1895年修订《盛世危言》《议院》篇时，将原来的议院“犹谓中国尚可不亟行哉？噫！傎矣！”改为议院“必须行于广开学校人材辈出之后，而非可即日图功也。”②即使是康有为，在百日维新过程中发觉设议院行立宪阻力太大，为了缓和矛盾，不是亦主张暂缓施行吗！
事实上，张之洞对西政议院制的称许不逊于某些维新派人士，他在说明西国议院制后说“君与臣民，相去甚近，威仪简略，堂廉不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③这段话表面上为了证明西国亦有“君臣之伦”而说的，实际上却说明了议院制的优点。对西学的优点应持什么态度，张氏明确说：“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④。上述可见他认为中国的“阙”与“疾”应用西学西政来加以克服。这比之冯桂芬仅仅说说“君民不隔不如夷”的水平要高出一个时代。当然，处于他那样总督高位的当权重臣，必须强调维护“圣教”的原则，他说：“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⑤这里张之洞有着封建性和资本主义性的矛盾。张氏以很大的热情和毅力举办了钢铁、纺织等大型工业企业，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相当程度改变了他的阶级属性，即由封建性逐渐向资产阶级性转变。这种封建性与资本主义性的矛盾，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既要学西政以“补阙”“起疾”，又不敢作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人际关系上，一定条件下可以与康有为维新派联盟，另一条件下则站在维新派对立方面与顽固“政变”派合流。
由此可见，张之洞的《劝学篇》如果作为政治纲领看是与维`派对立的，但已不完全是“中体西用”的思想体系，而是对它有着突破的倾向，成为一种介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与维新派的某种程度的“西体西用”之间的“中西合一”观。这种观点，在1900年至1901年八国联军入侵和义和团运动中，从书本变为政治行动，那就是声振一时的张氏与江督刘坤一会衔上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变通政治筹议先务四条折》、《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①它们成为20世纪初叶以慈禧太后为首发动实行的“新政”的蓝图。此三折的观点及其内容，基本上与《劝学篇》相一致。因此，名为刘、张合奏，实际上主要是张之洞的“版权”。
戊戌政变中，洋务派与顽固派合流扼杀维新派，政变之后，洋妥派对于顽固派一切“复旧辙”甚为不满，主张所谓“执两用中”的较为开明的方案，但顽固派毕竟在朝廷中占据上风，变旧为新固不容易，废帝立储之声又播内外。对此，洋务派既持有异议，亦为列强所不容。正在改革守旧举棋不定之际，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运动兴起了，这正中顽固派的“下怀”，以慈禧为首的一批顽固分子，利用义和团与列强决一雌雄。本来对在政变后“复旧”而与顽固派有分离倾向的洋务官僚们张之洞、刘坤一等人，酝酿着与中央政府的对抗。张、刘等在盛宣怀穿针引线下，拉拢袁世凯、李鸿章等一批东南、中南乃至西南督抚，与帝国主义签订《东南互保章程九款》，宣称清廷“二十五各省招义民御侮”之诏为“矫诏”，公开抗旨。处于四面楚歌声中逃亡西安的清王朝，一面下达剿拳、惩凶（主要是处治顽固派）的诏谕，另一方面于1901年1月29日发布行“新政”的变法上谕。刘、张经过观察酝酿，延至同年10月2日即《辛丑条约》签订后近一个月始将“三折”上达清廷。比清廷限期2个月“议复”晚了半年有余。
“三折”，为“新政”规划了基本的纲领和方案。它具有强烈的突破“中体”的倾向。在“整顿中法”一折中，开宗明义指出：“立国之道，大要有三，一曰治，二曰富，三曰强。国既治，则贫弱者可以力求富强，国不治则富强者亦必转为贫弱。”①这里的“治”的含义，己不是中世纪式的吏治，而是包含着西学对于中学的冲击和对“中体”变革的特异内涵。这种把富强的根本归结到近代式的政治改革上的见解，在洋务官僚的“辞典”中是罕见的。在洋务运动中，只谈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致富强的问题，不谈政治上如何改革，更不谈富强要以政治上的改革为前提。兹摘引张之洞的几段话来说明其政治改革的观点：“上下情通，既能周悉民隐，亦能鼓舞贤才，故成功易。……上下否隔，民情多壅于上闻，人才亦难于自见，故致治难。”
“外国百年以来，其听讼之详慎，刑罚之轻减，监狱之宽舒，从无苛酷之事，以故民气发舒，人知有耻，国势以强。……外国案以证定，中国案以供定，……故外国听讼从不用刑求。”（中国则）“滥刑株累之酷，囹圄凌辱之弊，往往而有。……外国人……讥为贱视人类。驱民入教，职此之由。”
上一条说明了必须纠正君民远隔之弊，做到下情上达，这正是几十年来主张民主政治的中心议题；第二条表明中国法制远不如外国，把中国法制“贱视人类”的话也上达皇帝，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刘、张没有作出明确答案，但当时对洋务官僚实行变法的起参谋作用的郑观应却对此作了实际上的注释。那时，盛宣怀也高倡变法实行新政，问计于其老友郑观应：“变法以何者为先”？郑答曰：“中国病根在于上下不通，譬如人身血脉阂隔，寖成痿痺，势必一蹶不振。今欲除此病根，非顺民情、达民隐，开国会设议院不可。……从前民间举动，虽合公理，顺人心，苟与政府意见相背，小则斥为惑众，大则指为叛逆。……酷吏权奸，残害忠草，……若设议院，则公是公非，奸佞不得弄权，庸臣不得误国矣！”③郑观应所说的病根与刘、张相同，其解决办法是设议院。这当然是刘、张所不曾、也不愿讲的话。
然而，“变法三折”并不是没有这个意思。他们说：“方今环球各国，日新月盛，大者兼擅富强，次者亦不至贫弱。究其政体学术，大率皆累数百年之研究，经数千百人之修改，成效既彰，转相仿效，美洲则采之欧洲，东洋复采之西洋。此如药有经验之方剂，路有熟游之图经。正可相我病证，以为服药之重轻；度我筋力，以为行程之迟速。盖无有便于此者。”
这里对西方“政体学术”的赞扬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尤其是说这种“政体学术”是“累数百年之研究，经数千百人之修改，成效既彰”一语，就是说，不要轻易地否定，而应作为“药剂”“相我病证”地服用。言下之意，非设议院行立宪而何？为什么不讲出来，这个我不来猜测，但他们有一句话却可以看到一些端倪，那就是改革纲领方案要做到“布告天下，则不至于骇俗”②。康梁的“骇俗”之论记忆犹新，不可不慎重从事。那么，刘、张是不是已经达到康梁的水平了呢？还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他们既无明确表达，更没有那种实践。而况他们还是镇压自立军起事的不光彩的主要角色呢！
如何更快地实行“变法三折”的方案？刘、张认为最好是走捷径，那就是大批派遣留学生到“路近费省”的日本去学习。他们说：“日本诸事虽仿西法，然多有参酌本国情形斟酌改易者，亦有熟察近日利病删减变通者，与中国采用尤为相宜。”速派人游学“观其实政，睹其实效，见其新器，求其新书，凡吏治、财政、学制、兵备，一一考询记录，携之回华，以供我之采择而仿行焉。开聪明而长志气，无过于此，无速于此。”②众所周知，日本学习西国之所以成效卓著，主要原因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刘、张虽未说明学习其君主立宪制，但“吏治”置于学习的首位，并不排斥君主立宪“政体”亦在其中。这与维新派学日本的主张是相似的。事实上“三折”中某些主张表面远离政治实际，但处在靠近政治改革边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