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透到军队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去。这对军队的战斗力、企业的竞争力都起了不好的作用。这种逆历史潮流的做法，导致甲午战争失败是必然的。
由此可见，洋务运动以应该变而变，从而顺应历史潮流而开始和发展，以应该变而不变，从而违反历史潮流而结束。
二、经济学与历史学相结合 我对洋务运动如上所说的一套看法，最大特点是更多的从经济发展上分析和理解问题，这绝非偶然。它的形成与自己的逻辑思维和经济学理论素养，以及在这一前提下，进行长期酝酿和研究的过程密切相联。这个过程在本文以下几节中叙述，这里先讲经济学与历史学的结合。
理论，尤其是经济学理论，是同逻辑思维密切攸关的。我对经济理论特别感兴趣，与逻辑思维曾受到相当熏陶有一定的关系。我早年就读于上海诚明文学院国学专修科，专攻国学。专修科毕业后，虽转本科中国文学系肆业，但对于文学兴趣并不大。而对于逻辑思维的课程，如傅统先先生的《逻辑学》、《哲学概论》等则印象很深，对他的《现代哲学之科学基础》中的《唯心欤唯物钦》一节，受的影响尤大。蒋维乔先生为我们上过很多门课，其中《易经》所讲的太极生二仪，二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变为六十四卦，……以及关于乾与坤、否与泰、损与益等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朴素的辩证法和变易发展现，至今记忆犹新。
由于青年时受到逻辑思维的熏陶较深，所以在我参加革命工作后，对理论学习兴趣特别大。1945年在华中建设大学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即转山东大学（解放区）政治系学习。在各种课程中，我最喜欢政治经济学。1946年夏卒业，到一所干部学校山东滨海公学教中国近百年革命史。在教学过程中，与他人合写了《中国近百年史》课本。通过编写，使我对中国近代史发生浓厚的兴趣。在那时，我对政治经济学和中国近代史两种兴趣，还未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教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的时候，仍然兼学政治经济学。除1947年上半年一段时间在鲁南前线工作之外，没有中断过学习。当时，不少同志背包内往往带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书，我的背包中却常常带着《雇佣劳动与资本》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理论书。那时书籍很少，一次，我搞到了一本分上下两册的《资本论》第一卷，如获至宝。从此开始读起《资本论》来。读《资本论》困难很多，不少章节要阅读多遍。经过反复学习，逐渐有所领悟。这样一直持续到1955年才把三卷读完。我体会到，《资本论》不但要当作政治经济学读，更要当作哲学书来读。它那种史论结合的方法，辩证逻辑的严密，至今还没有一本书可以代替。通过学习《资本沦》，开阔了思路，加深了对社会科学广阔领域中的问题的理解，对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也有了更多的想法。而对于逻辑思维能力的锻炼，尤能潜移默化于无形。由于自己切身体会到《资本论》的好处，它对于我一生治学道路方法和学术发展，影响至为深远。所以，现在，我带的研究生，一入学即要他们学《资本论》，以便掌握坚实的理论基础。我认为，研究生对于导师，既要继承，又必须跳出框框。要跳出导师的框框，没有较先进的理论武器是难能的。
1948年夏秋间，由于工作需要，我专从事政治理论的教学工作。始而曲阜师范，继而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后改名山东医学院）。1951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后不久，即调该校工作。那些时候，虽也教过《社会发展史》、《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和时事政策等课程，但主要是多次反复地教政治经济学。在教政治经济学过程中，《资本论》当然是不离手边。到这时，才逐渐得到启示，比较自觉地把经济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
我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多年所学的理论和所教的课程，名目虽多，但基本不外乎政治经济学和革命史。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规律的学科，革命史则主要是研究战略策略、路线政策等问题的。前者是客观的东西，后者是人们主观制定的。主观制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是以客观规律为依据的。路线政策正确的程度，视其主观反映客观规律的正确程度。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理论得出科学共产主义结论，就是要制定实现共产主义的战略策略路线的。由于我在这两个方面均有一定造诣，所以在教授《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等主要谈战略策略问题的课时，习惯性地较深刻地分析经济原因等客观规律，以知其所以然；在教授客观经济规律经济学课程时，习惯性地联系路线政策的制订等主观如何反映客观规律及其对客观规律的作用。而且习惯运用经济学理论解释和分析历史社会政治问题，习惯于到经济史中找寻革命史中所发生的现象，找革命史所发生的历史背景。这样，我意识到中国现代史和现实问题的一切现象，大多和中国近代80年的历史关系至深。
从上面的叙述看，教中国近百年史转教政治理论课多年，表面上脱离了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恰恰为深入了解和研究它，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所以不是走弯路，而是走了捷径。由于理论教学和研究的扩大和深入，才意识到过去所教中国近百年史是政治史，对于经济史、文化思想史等，均不涉及或很少涉及；对政治与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相互关系，都不理解。很多问题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例如，中国近代史上所订不平等条约为什么是那些条款？它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关系如何？资本家为了剥削剩余价值，为了实现商品的价值，必须有市场竞争能力，必须廉价出售其商品，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成为主要形式，所以《江宁条约》等条约才规定开口岸，辟租界，有5％的关税和每两“不过某分”的内地税乃至2.5％的子口半税，《马关条约》等条约才规定在中国内地可以从事工艺制造和其他资本输出条款等等。有了理论武器，总更想重温和专攻中国近代史。1956年终于如愿以偿。从此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开始专门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三、选择洋务运动史作为突破点 我再次搞中国近代史，即选择洋务运动史作为突破点。其故安在？
第一，从经济史、思想史研究不深入而产生的联想。我在教中国革命史的时候，经常讲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通过中国共产党）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路线”，和其他服务于这条路线的方针政策，它的客观依据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是怎样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这个革命道路的客观依据是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必然规律，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就造成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的道路的可能性？这种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有什么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他们所制订的路线政策在什么程度上反映客观规律？他们为什么只能局部的和某些方面反映客观现实要求，不能全面而又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等等。这些都是从大的方面说的，至于同上述相关联比较具体的问题就更多了。例如，党的路线是根据阶级关系，而阶级关系又同经济变化相连，对中国社会说，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是怎样发生发展的？有何特点？与此相连的阶级关系是怎样变化的？即旧的地主、农民阶级怎样分化？新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和形成的？它们分化和产生有什么特点？新的文化思想是怎样发生的有什么特点？它与新的生产方式新的阶级发生发展的关系如何？它与旧的传统文化及同西方文化的关系如何？等等。我带老一连串的问题去重温中国近代史，感到很多不能解释的问题同经济史、思想史的研究不深入有关，而对上述那些问题的深入研究，都必须追溯到洋务运动这段历史。因为，在鸦片战争后的20年，政治上变化是明显的，其他方面则均在酝酿中。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产生和经济结构变化，都是发生在洋务运动过程中；而“西学东渐”、维新思潮、新旧思想交锋等等，也都是在洋务运动时期明显地呈现出来的。因此，对那段历史研究不好，不仅当时很多现象解释不清，也影响到对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乃至我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很多问题的理解。
第二，中间突破带动两头。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又影响到其后历史的发展。它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关键。因此，研究它的来源，就须对鸦片战争前后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中外关系进行研究，才能看出洋务运动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规律性。洋务运动是牵涉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思想、教育制度、中外关系等多方面的综合体，对这些问题历史作用的研究，必然涉及以后历史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企业是怎么发展的？教育是怎样改革并影响于未来的？中外交流中有何教训？……。乃至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有何可以借鉴之处？等等。因此，如果把洋务运动史研究好，对中国近百年史以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均有意义。
为此，我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重点放在洋务运动史上。
四、从经济和人物入手 洋务运动需要研究的问题非常之多，从那里入手呢？当然是经济史和思想史。经济史是洋务运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史不研究好，就不可能懂得洋务运动史。但过去在这方面的研究太薄弱了。思想史研究也是薄弱的一环。研究思想史必须研究人物，人物那么多，对洋务运动史说，哪几个人关系紧要？我认为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三人是比较关键的。这三人各有其特点和代表性。李鸿章是大家所熟知的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的主要领导者和主持者，并牵涉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人物；盛宣怀是以经济活动为主的洋务运动骨干分子，洋务民用企业轮船航运、电报、纺织、煤铁矿业等，或者是参与创办，或者一手经理，几乎所有重要洋务企业均有他插足其间；郑观应则是参与洋务企业经营，又是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们的共同点是涉及面广，并且是不同层次的“面”，活动时间长，连前带后可达百年，对他们进行探讨，可达到以点带动面，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扩第一步研究经济，这也可以说是发挥我的优势吧。首先遇到的是洋务军用工业性质问题。当时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封建性买办性极浓不带任何资本主义性的企业。似乎是说，除多了一个买办性之外，同清政府入关以来所办军火工场的性质没有什么两样。我认为，近代军用工业有无资本主义性，关系到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必须认真对待。乃写了《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性质》一文，发表于1958年第1期《华东师大学报》。该文阐述了洋务军事工业是封建性买办性带有资本主义性的近代企业，并肯定其有着进步的因素。紧接着又发表了《论清政府所办民用工业性质及其必然前途》，提出民用工业转向“官僚资本买办化之外，转归商办而成为民族工业”的见解（见《华东师大学报》1958年第2期），亦即民用工业发展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主义两个前途的论点。这个意思就是说洋务工业本身不能定为官僚资本主义的性质。此外，在1960年前后还发表了关于民族资本主义发生，探索一穷二白的历史根源、中国近代阶级分化特点和经济政治不平衡规律等方面的文章，从多种角度进行探索，构成了我认为洋务运动有某些进步性的看法的基调。
1960年开始着手研究人物。我对上述李、盛、郑三人齐头并进地研究而先着重于李鸿章。这不仅因为此人重要，对他研究可能有一些突破，而且资料比较齐全。除已刊的《李文忠公全书》《李文忠公尺牍》等之外，上海图书馆藏有约500万字的李鸿章的未刊稿，我有幸成为它的抄件第一位读者。1962年我写成了《李鸿章传》约15万字的未完稿，并写了《李鸿章的早期洋务思想》（发表于1962年9月21日《文汇报》）及其中期、晚期的洋务思想等3篇论文。嗣后政治运动较多，只能中途搁笔。十年浩劫中被抄家，《李鸿章传》稿和大量摘抄的未刊珍贵资料卡片，全被搜去，至今片纸未回。
我没有气馁。《李鸿章传》不再重写了，这不单是因为资料被拿走，也由于“四清”运动对我的批判，就是从《李鸿章的早期洋务思想》那篇文章开刀的。心有余悸是很自然的。盛宣怀和郑观应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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