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有可为的。但有关盛宣怀的资料，《愚斋存稿》只有奏稿、电稿两种，且起自189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盛宣怀未刊信稿》只有1896年后不连贯的几小段史料。至于1896年前几十年，资料很少，而这几十年对洋务运动史却是很重要的。我在这方面掌握了一些未刊材料，虽有条件作初步的研究，但要全面系统地研究尚有用难。于是决定先重点研究郑观应，写《郑观应传》。
郑观应在中国近代经济史、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于19世纪90年代问世，在思想界、学术界乃至政治、经济各界，都引起强烈的反响。不仅戊戌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等人受到其影响，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也很喜欢读此书。郑观应及其代表作《盛世危言》有如此大的魅力和引导力绝非偶然，因为郑氏的思想核心是“富强救国”，是通过社会改革把中国从落后变为先进，从封建主义推进到资本主义，变贫弱的中国为富强的中国。郑观应的以《盛世危言》为主的著述，在理论和实践上关于改造中国的阐述，除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和相应的政府吏治改革之外，最突出的是经济改革，其他关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人才培养，甚至对于女教、女权、慈善事业、社会风气，和把流民、犯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等，都有论述。其广泛性和深刻性，在当时同类著作中没有一本可与之相比拟。至今读之犹有新鲜的时代感！然而，学术界知郑氏全貌者很少，材料缺乏是原因之一。由于我对郑观应的材料掌握较多，故决定先写《郑观应传》。
在60年代前期，我在上海图书馆看到两大纸箱关于郑观应的资料，其中有亲友来往信件、家书、电报稿、企业章程、告白和其他杂件，未暇细读。“文革”后期我又看到了它，那时客观形势当然不允许竟读。粉碎“四人帮”后，在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同志大力支持下，立即行动，在大量故纸堆中找到不少珍品。例如，多年搞不清的郑观应出生年月日，就是看到其中三份相同的“生辰八字”而弄清的。根据这些资料，总算把郑氏一生历史基本理清，写成《郑观应传》，1981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在写《郑观应传》的过程中，校编了170余万字的《郑观应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五、分歧何在 洋务运动史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家：即肯定论、否定论和发展论。所请“发展论”就是我的观点。有人说我在“肯定论”、“否定论”之间走了第三条的基本肯定某些否定的“发展论”。这话貌似正确，其实不符合事实。“否定论”出现最早，建国后的30年在学术界基本上占统治地位。“肯定论”则是在我1979年2月9日发表《再论洋务派》对洋务运动作基本肯定后一年余才出现的。因此，“发展论”不是在肯定与否定之间走中间道路。为了有助于对问题的加深理解，有必要简谈我同其他两家的分歧所在。
首先是关于洋务运动发生问题上。肯定论者认为洋务运动兴起，主要是为了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而镇压人民革命的叫嚷，不过是为了转移侵略者注意力，以便不动声色地加强国防力量，相机给侵略者致命一去。否定论者紧握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下简称“两个过程”）的政治路线，用“两害相权取其轻”为标准，来衡量洋务派和洋务运动，既有反动性也有买办性，当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不折不扣把洋务运动划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一边。肯定论的观点不符合事实。洋务派虽有御悔这一目标，但直接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置“两害取轻”于不顾是不对的。否定论的观点，无视洋务运动的基本做法符合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经济规律和反映这一规律的变革思潮的主、客观要求。复杂的历史现象不是用“阶级斗争为纲”所能完全概括的；在社会急剧变化中近40年的洋务运动，也不是“两害取轻”一个标准所能衡量得了的。
历史进入19世纪70年代，明摆着洋务运动是在前进的。那就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在加强经济文化侵略之外，复破坏“中外和好”局面，发动军事进攻；在清政府将人民起义镇压下去的条件下，社会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为主转变为民族矛盾为主，清政府由制内为主转变为御外为主，从而政治路线有所改善。但否定论者说清政府仍是“两害取轻”的路线，丝毫没有改善；还有人竟不顾事实他说，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反动更买办化了。至于肯定论者，他们本来就是说洋务运动兴起是为了御侮，70年代不过继续这条进步改革的路线和措施而已。
以上是从洋务运动发生发展上说的，还有一个牵涉全局的大问题，就是外交是否属于洋务运动范围？这对各学派都是难题。从鸦片战争的结果《江宁条约》开始，清政府的妥协外交路线日益出卖更多的权利，洋务运动期间也不例外地沿着这条路线滑下去。多少年来学术界习惯的把妥协外交路线看作是洋务运动重要内容。上述否定论者就是这样的观点。他们说，洋务运动中对外妥协更为严重，所订屈辱条约出卖的权利更多，洋务运动发展过程，即是日益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的过程，罪孽深重，毫无足取。而签订这些屈辱条约者又是洋务派主要头目一贯被骂作大卖国贼的李鸿章。因此，肯定论者要贯彻他们的论点，就非解决洋务运动与妥协外交路线的关系不可。他们说，洋务运动是内政，外交属于国务活动，不在内政范围之内。这样把妥协外交彻底撇开，肯定论就能成立了。
我的研究不同于上述两者。首先，否定论者把妥协外交看作即是洋务运动路线是不正确的。清政府的妥协外交不自洋务运动始，1842年的《江宁条约》、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不都在洋务运动之前么？在洋务运动后签订的《辛丑条约》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所订卖国条约不远远超过洋务运动中的条约么？怎么可以把妥协外交等同于洋务运动呢？肯定论者的观点也有问题。洋务运动就是在“两害取轻”决策下对外妥协签订《北京条约》以取其长技而“起步”的，外交总是要为内政服务服从内政的需要的，哪有与内政无关系的外交呢？
我的看法是，外交与洋务运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问题在于洋务运动有无自己的洋务外交方针？答复是肯定的。那就是“守定和约”四字。从中央的奕■到地方上的李鸿章等洋务派头目无一不强调这个方针。“守定和约”有着两面性，一是妥协性，即条约规定给予列强的权利要遵守，公认爱国主义者左宗棠也不能例外，因为清中央签订的条约不遵守是不可能的；二是民族性，即条约以外的求索，一点不给。后者应该说是主要的一面。对外妥协是清王朝的外交路线，屈辱不能算在洋务运动的帐上。所以我曾说：洋务运动“与清政府的妥协外交有联系，但也不能说妥协外交即是洋务运动的路线。”（见《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上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9期）洋务运动的任务之一是改变不平等旧约，更换为平等的新约，未能达此目的，这是洋务运动应负的责任。与此有联系的洋务派头目李鸿章之流办妥协外交签订屈辱条约的问题，怎样看？我认为李氏既是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又是卖国条约签订者，这只是一人办了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绝不能因为二任集于一身，就把洋务运动与洋务派混为一谈。所以我也曾说过：“洋务派一切行为不能完全算在洋务运动的帐上，洋务派某些个人例如李鸿章的言行更不能完全算在洋务运动的帐上”。
还有一种关系到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看法分歧。否定论者说洋务运动只能置于敌对的一方，即划入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一边；肯定论则把它与戊戍维新、辛亥革命以至五四运动并列为进步的运动。我认为，洋务运动与后两个运动有可并列的一面，也有不可并列的一面。从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致富强说，它们有一致之处；并且洋务运动还是后两者的前提，没有洋务运动就不可能有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以至五四运动，因此，洋务运动还是历史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然而，戊戌、辛亥运动都是要变专制制度为民主制度，而洋务运动则是始终用西学来维护封建主义制度，在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反动的。所以前两者可称为进步的运劝，后者则不能笼统称为进步的运动，尽管它有着进步性的一面。
其他如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的关系，洋务派对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继承与否的关系，洋务派与维新派关系，洋务运动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洋务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问题，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关系，等等问题，都有一些分歧意见。但这些分歧讨论较多，有一些不涉及体系的看法。体系不同对某一具体问题看法却相同或相近者有之；体系相同但对某一具体事件看法却不相同者亦有之。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六、评价标准 各家各派之所以有不同的意见，因素很多，例如资料掌握不同，研究的角度不同，等等。但归根到底，主要还是由于所运用的方法不同和所持标准不同的缘故。否定论者运用传统的“两个过程”阶级路线斗争的标准，认为洋务派为了维护清朝反动统治，勾结和依靠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镇压人民革命而发动了洋务运动，所以对洋务派和洋务运动予以否定；肯定论者运用五种生产方式变革规律为武器，认为当时中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的时刻，洋务运动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符合历史发展要求，故全面肯定其为进步的运动。我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之所以不同于否定和肯定两家的意见，是由于我运用了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这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这种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相结合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作过论述，对中国近代史来说，毛泽东既作过“两个过程”关于阶级斗争规律的阐述，也作过帝国主义“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关于历史发展观的论断。忽视哪一方都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我在1932年对此即概括地作过这样的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经济。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内容和规律，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状况。……经济状况决定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状况，而阶级斗争又反过来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上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9期）
显然，社会一切斗争和变革，归根到底是经济变革的反映，同时又反射到经济变革中去。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下第425页）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是很大的，尤其是在洋务运动中，经济变化最大最快，当时人称此为几千年来未有之“奇变”是有道理的。探索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其中包括洋务运动的规律，怎么可以仅仅求之于“两个过程”的阶级斗争，而不求之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即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变革；又怎么可以注意到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忽视“两个过程”的阶级斗争的规律呢？
同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洋务运动相关联一个重要问题，即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问题。否定论者强调洋务派的“动机”很坏，肯定论者说洋务运动“效果”很好。我认为，历史学是研究客观历史规律的，人的“动机”不是研究对象；但也不能离开人们的主观作用而一味谈“效果”。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同于自然界的规律，它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必须研究人的主观因素。这个主观因素，主要是人们所制订的路线、政策方针，和经过思想家头脑加工过的思想，而决不是某个人的“动机”。
与评价标准相连的洋务运动在历史学上的地位问题，学者们的意见却由悬殊的距离逐渐趋于接近和一致。
否定论者对洋务运动贬之为卖国或是半殖民地殖民地化的运动，置于极低的历史地位，因此，在历史学研究上也就不屑于费大的笔墨。这就是说，在否定论者看来，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与在历史学上重要性都是很不高的。近几年来，通过讨论争鸣，否定论者尽管对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仍贬得较低，但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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